杨绛

前记:

前天,五月二十三日,走进三里河南沙沟与黄永玉先生相聚。闲聊时说到,当年住在同一个院子的老人们,差不多都凋零了。一九九八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黄先生人还在香港,他写下《北向之痛》,叙述同住南沙沟两家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谈到一九四七年前后,他与钱锺书在上海一家左翼杂志上同时受到批判的往事。那天说到老人们凋零,黄先生说,这个院子现在还有杨绛健在。我告诉他,这几天,正疯传杨绛病危的消息,后来被证实有误。两天后,杨绛去世的消息还是来了,并得到确认。享年一百零五岁,民间被称作喜丧。早在《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就在盼望着与另外两人相聚,现在,她去找他们了。

怀念逝者,最好的方式是读她的书,是感悟一个智者的睿智,从容,心静如水。谨以此文在人民网文化频道推出。

李辉,5月25日,北京

《干校六记》封面

最早读杨绛的作品是《干校六记》。这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她的笔调,看似格外简洁而冷峻,以冷静而从容的口气叙述“文革”期间的亲历,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渗透于文字之间的历史无奈和惆怅。《干校六记》与另一篇长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均是杨绛关于“文革”经历的回忆。身处动荡岁月,她内心虽不平静,外表却极为镇定,毫不慌乱。身躯瘦小的她,却拥有精神的伟岸,以坦然、坚毅、倔强,面对一切,包括磨难。她回忆被揪斗、游街的诸多细节,这样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可以这样承受一切的人,堪称智者,百年沧桑,她从容走过。

《将饮茶》封面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封面由丁聪设计。她的另一本散文集《将饮茶》,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封面由范用(叶雨)设计。因常与丁聪、范用先生相聚,故对杨绛这两本书,多了另外一种亲切。

写关于“五七干校”的《旧梦重温时》一文,杨绛的《干校六记》当然是必读之书。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锺书送行。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干校六记》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

后来,杨绛也前往干校。她写到自己的干校生活,一次,在菜园里忙碌着修建一个厕所: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干校六记》)

《小癞子》封面

在写作这些散文之前,杨绛以翻译著称,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与《小癞子》,均为西班牙的文学经典。《小癞子》仅三万多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本,六十四开本,小巧得可爱。其封面设计典雅古朴,遗憾未注明设计者。

《小癞子》是西班牙十六世纪作品,作者身世不明,被誉为西方文学中流浪体小说的首创者。杨绛根据英文本转译,试摘录一段如下:

“我站在床一头,他站在另一头,两人同铺这只破床。这事并不麻烦。两条长凳上搁个芦苇架子,就算是床,上面铺一条黑褥子,遮上个单子。那褥子虽然还当个褥子用,经年不洗,脏得不像个褥子,里面絮的羊毛也太少了。我们铺下褥子想把它拍拍软,可是天生硬东西怎么也变不软。这见鬼的褥子里没什么絮的,摊在芦苇架上,一根根芦苇都衬得分明,恰像瘦猪身上的肋骨。上面我们又铺了一条跟那褥子半斤八两的毯子,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 (《小癞子》)

读这样的译文,简直就是享受。文字简朴,纯净,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十足,尽显古典小说叙述艺术的俗雅并存的古风。这才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非杨绛这样学贯中西、文学功底上乘的译者,难以企及。读杨绛译文,即可明白,她后来成为散文大家,绝非一日之功。

杨绛给李辉的回信

杨绛给李辉的回信

一九九○年,我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书,萧乾先生告诉我,钱锺书当年曾经批评过沈从文,我便致信希望能访问他。不久,收到杨绛的回信:

李辉同志:

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顷奉来函,甚感,即示锺书。锺书老病,遵医嘱谢事谢客。自言与沈先生过往甚少,交谊不深,故“印象”亦浅,无足道也,不敢劳驾。歉甚,即祝

暑安。

杨绛

七月十三日

钱锺书附笔同候

愿望失空,令人遗憾,但杨绛亲笔回信予以解释、钱锺书附笔问候,仍让我感动于两位老人的周到。见“钱锺书”签名设计为三字一体,更觉新奇。

“七味书潭”的五位。左起:金克木、冯亦代、杨宪益、黄苗子、宗璞。(李辉 摄)

很佩服杨绛的记忆。她开头所说“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是指一年多之前我打电话去约稿之事。一九八八年岁末,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筹划新的一年,请七位老人开设专栏,起名为“七味书谭”。约请的七人分别为:杨绛、金克木、黄苗子、冯亦代、杨宪益、董乐山、宗璞。为开设这个栏目,曾请他们聚会,除杨绛和董乐山之外,其他五位前来。虽然七人未到齐,但也属难得。我为他们五位拍摄了一张合影,珍藏至今。

谈沈从文一事过去。后来,为席殊书屋荐书专家一事,我再去信邀请两位先生,回信没有同意。现在想来,当时多么不懂事,我连此类小事也前去打扰老人。

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女儿

钱锺书杨绛相濡以沫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作家。)

责任编辑: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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