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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70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中原突围”前半年,中原军区部队曾在襄阳县双沟镇与国民党部队激战过。在“中原突围”过程中,襄阳更是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与敌作战的主战场,其中宜城、谷城、枣阳、南漳及保康,都留下了南路突围部队的战斗足迹。

1945年12月初,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军第二十师侵占了襄阳县双沟镇。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军区部队依托桐柏山根据地相机作战的指示,决定集中主力部队歼灭驻守双沟镇的国民党军。由于该部远离其他部队,处境较为孤立,于是中原军区决定以第二纵队(欠第十四旅)围攻双沟之敌:命令第十三旅为主攻部队,位于双沟东北地区;第十五旅为助攻部队,位于双沟以南地区;第三五九旅为预备队,位于枣阳西北地区。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位于襄阳县的程家河、徐家集和枣阳的杨垱地区,控制唐、白两河,并向新野、唐河方向严密警戒;第十四旅守备湖阳、新城一线,阻击北面的国民党军,以保障主攻部队的安全。

12 月6 日,中原军区部队部署就绪。7日黄昏,对双沟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夜的激战,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占领了双沟以北一带阵地,第三十八团一部攻占双沟东北的赵家仓屋,第三十九团攻占双沟以东的周家岗,歼国民党军 1 个营 500 余人。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攻占了双沟以南的三里庙、尚家庄等地,继而对大黄庄、杨家庄等地进行攻击。同时,第一纵队第三旅从祁仪出发,经杨垱、徐家寨,赶到程家河镇,歼国民党军 1 个营。至此,双沟外围的国民党军大部被肃清,双沟镇内守军依托土城工事固守待援。

8 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二旅第四团在程家河西岸歼国民党军第一二五师先遣部队两个连近 300人。在围攻双沟的时候,中原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广大指战员高呼口号,决心活捉国民党军二十师师长。8 日黄昏,向双沟镇内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三十八、三十七团先后从双沟东北面和西北面突破守军土城工事,三十七团二营歼其师部特务连两个排,击溃其机炮连,缴获迫击炮 8 门。中原军区突入部队与国民党守军进行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此时,北面援救双沟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及“绥靖”支队,第六十九军第一八一师、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第一○四师等分别向程家河、杨垱、湖阳、祁仪、平氏等地进攻,国民党襄樊守军也向双沟增援。鉴于此种形势,中原部队遂撤出战斗,向唐河以南的祁仪转进。

双沟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000 余人。这是“中原突围”以前,中原军区部队在襄阳对国民党军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是1946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加紧准备发动内战。中原解放区成了蒋介石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发兵的重要障碍,因此便成了国共双方都十分看重的战略枢纽。1946年5、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1个整编师、26个整编旅,共计30万大军,对我中原部队实行合围,企图在48小时内将我军一举全歼于宣化店地区。当时,我军仅有两个野战纵队6个旅、地方部队3个旅共计5万人。在双方兵力对比6:1的不利条件下,为了保存实力,我中原部队于6月26日果断实施分路突围。“中原突围”拉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序幕,并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华北、华东的解放战场。

1946年6月20日,根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关于分路突围的部署,中原军区第一纵队(除第一旅向东佯动迷惑敌人外)第二、三旅及一纵直属机关9000余人,在一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开国大将)和副司令员刘昌毅(开国中将)、副政委刘子久、参谋长张才千(开国中将)、政治部主任吕振球的率领下,组成了南路突围部队,于6月24日晚开始在各驻防地秘密集结。6月25日,南路突围部队分别从泼陂河、浒湾、砖桥驻地出发,冒着疾风暴雨,踏上西进的征途,迅速向宣化店地区靠拢。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部队兵分四路,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了悍然进攻,目标直指宣化店,妄图一举把我军“围歼”于宣化店地区。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迅疾跳出包围圈,于当日晚抵达宣化店以南地区,并向吕王城、阳平口方向疾进,计划于27日与先期到达阳平口东北地区的十五旅会合。但由于天气恶劣、暴雨倾盆、道路泥泞,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因而延误了一天,于28日下午才在礼山(今大悟)县城东18公里的汪洋店附近与十五旅会合,然后继续向西挺进。

6月29日,当一纵行至阳平口地区时,遭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一八五旅的疯狂截击;敌一九九旅由北向南对我截击;敌整编七十二师新十五旅从东北方向对我追击。针对这一敌情,纵队领导研究决定,避开阻击之敌,绕道花园以北的王家店,越过平汉铁路,全速西进。

我军的行动惊动了敌人,国民党部队加强了王家店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调集地面部队三个师,三个旅,五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同时调动空军及铁甲列车配合,妄图利用空地立体火力,将我军“围歼”于王家店地区。

6月30日傍晚,冲越平汉铁路封锁线的战斗打响。一纵和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团分路向王家店和卫家店铁路沿线挺进,在路西赵家棚、桑树店一带兄弟部队的配合和掩护下,通过激战,部分部队于当夜从卫家店北侧越过了平汉铁路。被阻于路东的其他部队,经过浴血奋战,也于7月1日下午,从王家店铁路沿线越过了平汉铁路。

越过平汉铁路以后,鉴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纵队首长决定在赵家棚一带稍加休整。

7月3日下午,当南路突围部队进抵应山西南寿山地区时,接中原局电示:“敌人拟于厉山至老河口一线合击我军,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于是部队转向随县西北的安居,准备渡过府河。7月6日,当一纵到达安居时,又接中原局转军委5日电:“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牵制大量敌人”。于是部队在安居休整了一天,于7日下午4时全部渡过府河。

8日下午,部队到达茅茨贩,与十五旅另一部会合,并在此休息了近一天。

此际,国民党部队又调集四个师,三个旅,一个团进行围追堵截。其中,集结于枣阳县城的整编第三师,拟于9日与整编四十一师会合,阻我北进,其他部队合围夹击,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襄河以东地区。

在这紧要关头,王树声果断命令二旅四团担任前卫,迅疾向襄河东岸宜城流水沟突进,抢占渡口,控制船只;命令三旅八团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二旅四团于9日下午出发,连夜急行军,于10日上午抵达流水沟渡口。这时,江汉军区部队已渡过襄河三天了,控制的船只早已失散,而敌人也将河面上的船只洗劫一空,浪涛滚滚的襄河成为我军西进的巨大障碍。四团沿襄河上下再三寻找,只找到7只木船。由于船少人多,水深流急,渡河速度极慢,机枪连战士只好抱着马脖子、拉着马尾巴负重泅渡过河;步兵连战士则将几条长绳连接起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渡过去。当日晚,四团全部渡过了襄河。11日凌晨,三旅七团和十五旅四十四团先后赶到流水沟和雅口地区,连夜组织抢渡,因船少人多,仅过去了两个营。

7月11日,南路突围部队一纵机关、二旅、三旅和十五旅主力先后赶到流水沟和雅口地区,继续抢渡襄河。这时,尾追之敌一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正向襄河东岸步步紧逼,敌之一个团也从襄河西岸岛口赶来堵击,同时空中有飞机轰炸扫射,封锁江面,我军大部队被阻于襄河河东,处于背水一战的困境。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纵队首长果断决定:由刘昌毅、张才千、十五旅政委陈先瑞(开国中将)分别指挥所属部队,从流水沟和雅口强行渡河;命令三旅旅长闵学胜(开国少将)率八团并指挥六团两个营,在河东流水沟一带展开,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纵队主力渡河:命令已渡河的二旅四团、三旅七团和十五旅四十四团各一个营,分别占领璞河垴、余家垴、牛坊湾、郭海营、茅草洲、郑家集等河西一线阵地,阻击岛口、宜城方向之敌。闵学胜率不到两个团的兵力,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完成了纵队交给的任务,取得了流水沟阻击战的胜利。陈先瑞率部在雅口冒着敌机的俯冲轰炸,组织部队强渡襄河。担任掩护任务的四十四团一营与敌拼死厮杀,大部牺牲。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纵队机关和部队7000余人于13日拂晓渡过了襄河。

7月13日,敌后续增援部队赶到,在襄河河东岸担任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渡河的三旅八团、二旅六团及十五旅一部约2500余人,因腹背受敌,襄河渡口已被敌封锁,船只被敌控制,无法渡河,于是毅然决定向西北突围,再转道北上,挺进伏牛山区。

被阻于襄河东岸的部队,在三旅闵学胜旅长的率领下,行至宜城东北80公里的新街和枣阳西南70公里的沈家集地区时,先后遭敌两个旅一个团的阻击。为了轻装与敌战斗,部队迅速将重机枪、火炮等重武器掩埋后,奋勇将阻敌击溃,然后分路向随州、枣阳方向前进。然后经枣阳的熊集、茶庵、吴店过唐白河,进入伏牛山区。8月初在洛南与黄林部会师,加入豫鄂陕军区序列。

绝地重生的南路突围部队主力渡过襄河后,7月13日在宜城西南的璞河垴、孔家湾一带,击溃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堵击,随即兵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经宜城西南的林家店、李家垱、刘猴集向南漳的安家集、报信坡方向前进,一路经胡家岗、高观铺、雷家河向南漳武安镇方向前进。

7月14日至7月15日,一纵主力分路在武安镇、安家集、报信坡等地将一个团的阻击之敌击溃,并在刘猴集地区痛击了一个团的尾追之敌,尔后转道西北向谷城石花街挺进。

7月18日,南路突围部队以二旅四团为前卫,三旅七团为后卫,由南漳北的茅坪进入谷城,经郭家峪、陈家湾、小沟口、卜家庙等地,于20日由盛家塘、老鸦山一线北渡南河,抵达石花街西南。先期到达石花街一个团之敌闻讯顿时慌了手脚,一边加强防御一边对外求救。7月21日上午,前卫四团进抵谷城石花街以西的苍峪沟时,遭到敌一个团的截击。敌凭借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险峻地势阻截我西进,驻守石花街之敌对我后卫七团和九团也进行侧击,妄图“围歼”我军。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部队疲劳,形势危急,王树声命令二旅四团、五团及十五旅四十四团,坚决突破敌人的堵截,为纵队主力打开西进通道。命令三旅七团、九团,坚决阻击尾追侧击之敌,保障部队的侧后翼安全。四团在五团、四十四团的配合下,向阻击之敌发起猛攻,一举拿下了黑山口,冲破了敌人的拦截,打开了西进的道路。七团在九团的配合下,与石花街之敌拼死搏杀,先后占领了石花街外围的主要制高点,于黄昏时分包围了石花街镇。

由于前进道路已通,为了加快行军速度,纵队领导决定停止攻镇,包围石花街镇的部队乘胜撤出了阵地。石花一役,毙伤敌300余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1门、轻机关枪3挺、步枪数十支、战马10匹、电台2郭、弹药5箱。石花街之敌溃不成军,失去了战斗力,我军化险为夷,又一次摆脱了敌人的夹击合围,取得了进军鄂西北的第一个大胜仗。

石花街之战后,南路突围部队兵分两路,向武当山地区挺进。一路为纵队机关、一纵二旅、三旅,向西南经紫金洞、财庙、官坊、沙河店,向房县青峰镇挺进;另一路为二纵十五旅,向西北经九道河、五堵坡,沿均、房县交界处,向武当山进军。

1946年6月25日,根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指示,江汉军区决定留少数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其余部队向襄西挺进。6月30日晚,正当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冲越平汉铁路之际,江汉军区的先遣部队从安陆的桑树店提前出发,向襄西突进。接着,江汉军区机关和部队5000余人,在司令员罗厚福(1961年晋升为少将)、政委文敏生的率领下,于7月1日黄昏,由桑树店、大山头、杨家河等地,分路向襄西挺进。

7月3日,正当敌人在襄河沿岸忙于河防部署之际,江汉军区先遣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4日下午突进到襄河东岸,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宜城流水沟,控制了渡口,搜集到大小木船百余只。随后,前卫三团也很快抵达流水沟。5日晚,部队顶风冒雨、夜渡襄河,并迅速占领了西岸的余家垴、牛坊湾、郭海营一线阵地,掩护后续部渡河。6日,江汉军区部队继续组织抢渡,于当日午时全部渡过了襄河。

渡河之后,江汉军区突围部队决定,由罗厚福、文敏生率一、二、三团和军区机关直属队为北翼,向宜城进发。当前卫三团进至宜城城南时,与阻击之敌遭遇。经激战,毙伤敌50余人,余敌弃城而逃,6日下午攻克宜城。7日,该部经宜城朱市镇、南漳武安镇,捣毁两处镇公所,歼敌一部,于8日占领了南漳县城。10日,北翼部队在南漳西南的洞坪正召开军人大会时,突遭3架敌机空袭,敌一个团也尾追而来,后卫二团与之激战,掩护主力经长坪、龙凤进入保康境内,于12日占领了保康县城,然后向房县挺进。

由中原行署副主席刘子厚和汉江军区副政委李人林率军区警卫团和地方干部团为南翼,经宜城西南的璞河垴、孔家湾、新集,击溃敌地方武装一部,于9日到达南漳的安家集,经报信坡、薛家坪,先后攻克了保康的马良坪、歇马河,然后向房县进发。两翼部队终于在房县实现了会合。

在房县,为避与敌主力作战,江汉军区部队西进直取并先后占领了竹山、竹溪,然后按照中原局的电令,东返接应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

8月27日,江汉军区突围部队和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在房县西南的上龛地区胜利会师。后在狮子岩根据中原局指示,共同组建了鄂西北区党委,成立了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鄂西北军区,并划分四个军分区,将所属部队分别配属在这四个军分区中,着手创建根据地。

此外,1946年7月6日,由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胜利越过天河口、高城,进至枣阳以北地区,击退敌堵击的一个营,抢在敌围堵圈形成之前,机动灵活地突渡过唐、白河,进入河南唐河,经镇平、邓县、内乡、淅川向商南挺进。

至此,中原军区部队突出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原突围”取得了初步胜利。

从抗战胜利到中原解放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和外线作战任务的两个年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阶段。在“中原突围”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由于梦想消灭中原解放军,不惜分散兵力,调动大量军队围困中原解放区,这就使中原解放军不得不在武汉外围的腹心地区,进行战略坚持十个多月。这一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万人,使其不能长驱直入地进攻我华北、华东解放区,从而为我部署巩固华北、争取东北的战略全局,完成由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其后中原军区部队突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执行战略牵制任务,历经五省,转战两年,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调动了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的力量,先后牵制了国民党军三十二个整编旅,迫使蒋介石、胡宗南推迟了进攻华北、进攻延安的时间,从而为内线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陇海线大捷所发表的《蒋军必败》社论中指出:“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1946六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评价“中原突围”时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作用。”1947年1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原问题的讲话中曾说:“中原坚持与中原突围,起的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的作用小。”同年5月28日,党中央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1947年11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陈毅在淮阳对原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干部讲话时说:“中原部队牵制蒋介石三十万主力部队达十几个月之久,这就为华北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的七战七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敢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是对中原突围战役的最全面的总结和最好、最正确的评价。

统观解放战争全局,中原军区部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对配合各个解放区作战,对党的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原突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为襄阳这块热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宋国昌 襄阳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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