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原突围胜利暨张文津英勇就义70周年)

对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张文津

1946年8月10日,陕西省西安城上空阴霾密布、黑云低垂、淫雨霏霏,距西安城101公里外的宁陕县东江口镇外的城隍庙,笼罩在一片惨云愁雾之中。傍晚时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两个中年人和两个年轻人,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押出庙门,踉跄来到荒郊野外的偏僻之地,被推倒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领头模样的的中年人见敌人要下毒手了,就奋力挺起胸膛,带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随即,四人高亢的口号声响彻了空旷的荒野。敌人慌了手脚,匆忙挥动铁锹,残忍地活埋了这四位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的革命勇士。带头高呼口号的是“中原突围”时担任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被李先念誉为“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时年39岁的张文津,紧随其后的是担任张文津的译员、中原军区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时年32岁的吴祖贻和张文津的警卫员、中原军区干部旅政治部干事、年仅19岁的毛楚雄(毛泽东侄儿、毛泽覃之子)以及镇安籍年轻战士肖善文。张文津不幸罹难,一代将星就此陨落,面对被惨害的忠魂,人神不由共悲、长空为之恸哭、大地顿时失色。

庶出姨娘 命运坎坷

张文津,原名张中杰,号文俊,又名问津,别名章维军。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洋梓镇豪绅首户张继研家。由于张文津和胞弟张中英是姨娘张韩氏所生,所以自幼从家庭到社会都受人另眼相待、备受歧视,致使命运多舛坎坷。

7岁时,张文津在当地读私塾,后入钟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一家槽坊当徒工,因不满老板欺侮愤而离开槽坊。后受堂兄之助到保康县衙当收发员。1922年张文津考入钟祥兰台中学,1925年毕业后在钟祥县烟酒专卖局当税务员。

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1927年张文津回到洋梓,被族人推举当上了洋梓镇团防局副团总。时值大革命失败之际,钟祥革命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局势十分混乱。张文津一上任,就在洋梓停止对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的追查,并释放被关押人员,整饬团防局,安抚四乡百姓,把过去团防局派款专找穷人改为专找富人。张文津之举甚得民心,却触犯了当地反动阶层和地主豪绅的利益,他们采取种种卑劣手段羞辱、打击张文津,欲置他死地而后快。1927年中秋节之夜,洋梓伪区长兼团防局团总张志庭,借洋梓镇演戏之机,特意点了一出《打红梅》的戏,内容是大娘打姨娘,故意出副团总张文津和团防队队长张中英兄弟俩的洋相。1928年冬,县政府命张文津率团防局武装前往河西三尖山“剿匪”,当他率部到达阵地前,发现高山上筑有坚固工事,对方早已严阵以待。血气方刚的张文津马上明白这是预设的借刀杀人圈套,于是马上率部撤回洋梓。县城国民党驻军此时却追击而来,张文津闻讯而逃,因此被诬为“通匪”而遭通缉追捕。不久,其胞弟张中英也被张志庭以行为“不轨”为借口,受株连惨遭杀害。张文津自此被黑暗旧势力逼上了梁山,不得不走造反之路。

寻找出路 投奔革命

张文津连续遭受到反动势力的打击以后,逐渐认清了黑暗社会的本来面目。为了寻找出路、探求真理,他在汉口、沙洋等地奔波,秘密串联,策划造反。

1930年春,中共鄂北特委程克绳、杨秀阡、曾昭时来到襄阳、枣阳、宜城、钟祥、随县五县交界地区发展党组织,创建红9军第26师,长寿店的共产党员王子扬、陶必金参加了红军。4月,王子扬、陶必金被派回到钟北,在长寿店、丰乐河一带创建了钟北红军赤卫队,鄂北特委任命王子扬为队长,陶必金为政委,这支由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活动在钟祥、宜城、随县的三县交界地区。张文津乘机与王子扬取得了联系,决定发展武装、组织武装暴动,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的武装力量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因此,张文津倾注极大热情,只身奔波于武汉、沙洋、京山、应城、荆门等地,四处秘密筹集枪支弹药,准备发动武装暴动。不料联络信件被伪钟祥县政府查获,行动计划暴露,张文津被作为“招纳共产分子”、图谋暴动的主犯,再次遭受到通缉。

面对危机四伏的险恶处境,张文津毫不气馁,继续抗争,几经周折后在大洪山区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因没有红军作坚强后盾,单打独斗、孤立无援、势单力薄,不久就失败了。张文津在四处奔波、历经磨难、苦苦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要打倒黑暗的反动势力,单枪匹马地干不行,只有投奔共产党,参加红军,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张文津积个人奋斗之经验,终于作出了彻底背叛地主阶级的正确抉择。

1931年8月,贺龙率红3军来到钟祥,张文津闻讯,喜出望外,立即带着同父异母弟弟张文英参加了红军。自此,张文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艰苦斗争的砥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最终成为新四军的高级干部。

骁勇善战 驰骋鄂豫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组织上决定张文津兄弟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并留下八支汉阳造步枪和数十条长矛、大刀等武器。张文津一方面将部分家产分发济贫,扩大革命影响,另一方面拿出钱粮购买枪支弹药,壮大武装力量,在大洪山区建立了红军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

由于耿直、刚毅的张文津深知“慈不带兵”之道,平时治军甚严、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多谋善断、很会带兵打仗,所以部队干部战士怕他又服他,而敌人却闻风丧胆,对张文津恨之入骨,急欲除之,多次派重兵围剿,但均告失败。一次,弟弟张文英在战斗中不幸负伤被俘,任凭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拒不写信劝降哥哥。张文津也识破了敌人企图利用手足之情诱骗他上当的险恶用心,为保存革命武装,只能万分悲痛地看着弟弟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937年春,党组织送张文津到陕北“抗大”学习。在“抗大”,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聆听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演讲,受到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思想产生了飞跃进步,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极大提高。

1938年春,张文津奉调前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董必武领导下工作。10月,武汉沦陷后,张文津受董必武派遣回钟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一回到钟祥,张文津就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很快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六十人(枪)的乡联队进行武装斗争。

1938年底,陶铸在鄂中组建了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张文津任参谋长。“应抗”高举抗日旗帜,纵横驰骋于京山、钟祥、应城、安陆、云梦之间,积极打击日、伪军。这期间,陶铸和张文津率领“应抗”取得了京山公安寨伏击战胜利,毙伤日军20余人,打死1名日本亲王(劳军团长),震撼了来犯之敌,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抗日士气。

1939年3月中、下旬,鄂中区党委在陶铸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指出鄂中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会议决定把鄂中武装“应抗”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三支队,钟祥党组织创建的武装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第四支队,总队参谋长张文津兼任四支队支队长。四支队把钟祥各地的秘密武装队伍、策反的保安队及动员参军的青壮年集中起来统一指挥,使这支部队很快成为当时鄂中革命武装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抗日队伍。

1939年1月,党为了开展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和建立鄂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派李先念率新四军一部分南下鄂中。6月6日,陈少敏从河南带两个连兵力挺进鄂中与李先念会合。6月11日,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一大队直捣钟祥,在养马畈与“应抗”第三、四支队会师。在养马畈大山头会议上,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六条指示,决定鄂中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与新四军南下的正规部队合编为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下设四个团队,“应抗”四支队和原挺进团一部编为第一团队,张文津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7月,张文津、周志坚率这支抗日劲旅进入云梦、安陆、孝感地区,军事打击伪军胡翼武部,歼敌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对安陆青龙潭伪军周叔屏部施加军事压力,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周叔屏200余伪军反正;在憨山寺设伏,击毁敌汽车5辆,打死打伤大批敌人。此后,所向披靡的一团队进入频繁的战斗期,张文津率部驰骋于鄂豫边区广大疆场,转战于大小花岭、大悟山、大山头、八字门、赵家棚、丁家冲、石板河等地。

1939年10月12日夜,张文津率第一团队急行军后驻扎在京山新街,13日拂晓,200多名鬼子和500多名伪军直扑新街。流动哨兵发现鬼子便鸣枪报警,团长张文津听到枪声冲出临时团部,跑上寨墙一看,见黑压压的日、伪军正向新街冲来,八、九挺机枪咆哮着吐出条条火舌。张文津一边指挥战士迎击敌人,一边组织力量掩护群众转移。激战到下午,李先念司令员率第二团队二大队赶来增援,配合一团队对敌发起猛攻。鏖战至黄昏,日伪军在援兵接应下,焚尸百余具、弃尸二十余具,趁夜色掩护夺路逃窜。我军乘胜追击,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各1挺,战马6匹、10多支三八式步枪和数百件其他军用物资,取得了震惊鄂中的新街大捷。这是新四军挺进武汉外围首次重创日军,军民欢欣鼓舞,当地百姓无不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新四军真勇敢,遭殃军不值钱!”新街大捷使日伪军为之胆寒。国民党《阵中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特大号外“新街一战丧敌胆,鄂中地区建军威--劲旅激战新街,重创日寇,毙敌数百。”作为亲自指挥这场战斗的一团队团长张文津更是威名远扬。

以后,张文津随着部队的改编,又分别担任过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独立一团团长,转战在鄂豫边抗日战场上。

1940年春,组织上再次派张文津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是延安的“高级党校”,学员中有海外留学生,也有经过战争考验的红军高级干部,文化水准普遍比较高。在学习期间,张文津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陈昌浩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和马列理论权威专家的报告和授课,思想、理论、政策水平又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提高。在与党的高层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中,张文津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在地方游击战中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那坚定的革命立场、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精神风貌、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给他以极大的教益。1941年春张文津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适逢4月5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张文津一回到鄂豫边区,就担任了刚刚组建的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支队长兼参谋长,在马列学院所学的知识马上派上了用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是一支起义部队,阶级成份较为复杂,为了教育、训练、改造这支部队,张文津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辛努力,终于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组织纪律和战斗能力,使之成为大洪山及京钟一带抗日武装的一支劲旅。

1942年初,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张文津改任十五旅参谋长,在湘鄂西一带与日伪军英勇作战。他参加指挥了当阳香炉山,荆南四明山的歼敌战和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一次,在挺进湘西途中与敌一个师相遇,张文津亲率一个团迎战。因平原作战,敌众我寡,敌又有增援,激战几天几夜我方伤亡很大。紧急关头张文津组织仅有的一挺机枪和数名精悍英勇的战士成立敢死队,带头冲入敌阵,奋勇冲突,撕破敌人重围。恰遇我援军赶到,又合兵一处杀了回马枪,一举将敌全歼。

1942年5月,襄西主力部队转移到襄东,张文津担任襄西留守处主任,他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分散活动在荆门、当阳、钟祥、远安地区。一次,张文津率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驻扎在当阳得胜山,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邵家良率800余人围攻上来。张文津命令营长童勋伯在几匹马尾上拴松枝在山间小道上来往奔驰作为疑兵。邵家良见山上尘土飞扬,以为是新四军援兵到了,慌忙带部队逃跑,战士们都夸张文津用兵如神。

1943年,张文津调任新四军第五师参谋处副处长。1944年又调任大悟山小花岭抗大12分校第3支队支队长,兼搞编写军、政教材,并亲自参加讲课和训练工作,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5年初,张文津调任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活动在安陆、云梦、孝感、花园、应城、麻城、四古墩一带。同年5月,张文津调任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活动在京山、钟祥、随县、枣阳一带,与敌寇周旋作战,多次划奇谋出奇兵建奇功,李先念师长多次称赞他是智勇双全、粗中有细的猛张飞。在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张文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奉命和谈 惨遭杀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加紧准备发动内战。为避免内战,经中共党组织努力,组成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员参加的军调处,军调执行部在武汉成立了第九执行小组。

1946年初,我党根据形势需要,调张文津到武汉,以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的名义担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同国民党的军事谈判。一身浩然正气、铮铮铁骨的张文津以谈判桌为阵地,同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5、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1个整编师、26个整编旅,共计30万大军,对我中原部队实行合围,企图在48小时内将我军一举全歼。当时我军仅有两个野战纵队6个旅、地方部队3个旅共计5万人。在双方兵力对比6:1的不利条件下,为了保存实力,我中原部队于6月26日果断实施分路突围。中原突围拉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序幕,并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西北、华东的解放战场。

1946年夏,张文津在出席宣化店中原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因局势恶化未能返回武汉,遂担任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率部向西突围,于6月30日从李家寨横跨平汉铁路,向着敌陈有重兵的桐柏群山疾进,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防的第一道包围圈。7月中旬,王震、王首道、张文津冒着滂沱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淅川,抢渡丹江,冲破荆紫关,直指陕西。20日,越过赵川,跨入秦岭,向镇安、柞水进军,先后与陕南红色游击队和中共河南军区部队会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原北路突围部队的梦想。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阴谋破产以后,又搞和平欺骗。盘踞在陕西的胡宗南匪部提出,要中原突围部队派代表同其谈判。为了彻底揭露胡宗南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原突围部队首长决定派原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为负责人,由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化名吴毅)担任译员,政治部干事毛楚雄(化名李信生)(注:部队首长本想借谈判之机,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尽快把毛楚雄送到延安毛泽东的身边,不料此番好意却把他送上了不归路。)担任张文津警卫员组成的谈判小组,携带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于8月7日从陕南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前往西安,与国民党第九执行小组商洽具体执行老河口决议事宜。不料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突遭胡宗南整编90师第61旅第181团的无理扣押。敌团长岑运应和少校指导员韩清雅,利用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对张文津一行连夜进行审讯,张文津大义凛然地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痛斥了国民党背信弃义的行径,因而招致了酷刑。

事件发生后,南京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北平执行委员叶剑英均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放人。但独夫民贼蒋介石不但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反而在让胡宗南否认事实真相的同时,发出就地秘密处理的密令。8月10日,胡宗南电令“就地秘密处决。”傍晚,胡宗南整编90师第61旅第181团团长岑运应,命令四连连长李清润、乡长石星一、乡队副和防空哨兵,将遍体鳞伤、双手被反绑的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肖善文拖至东江口镇城隍庙后的荒野上活埋,后移葬到洵河河滩边一石坎下的水渠旁,上演了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幕惨剧。但张、吴、毛三勇士在凶残敌人面前,以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姿态,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成为传世美谈。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钟祥县委书记、张文津的亲密战友彭刚,闻听张文津三人壮烈牺牲后,震惊之余,激情挥笔写下诗篇赞曰:“朝辞板门风雨狂,夕望黄河行程长。三个战友齐慷慨,一身正气赴刑场。江汉哽咽泣招魂,秦岭崩坍哭国殇。正有万炮呼应响,百万雄师渡大江。”

时隔39年后的1985年8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在《红旗》杂志第17期亲笔撰写《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纪念文章,文中盛赞张文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是五师的重要领导骨干,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宋国昌(襄阳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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