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由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襄阳历史(1949-1978)》正式推出。本报特摘录该书中的部分经典史料,展示襄阳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

名扬全国的“西瓜秧”式灌溉系统

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冬季生产高潮中,光化县(现老河口市)赵岗乡创造的“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彻底改变了粮食低产和贫困面貌。

光化县位于湖北省西北边缘、秦岭余脉伏牛山南支尾端,总面积1043平方公里,在全省71个县中,面积倒数第二。

光化县境北边界的珠连山从其主岭二劈山一直向南延伸,山岭长57公里。受其影响,境内多为丘陵地形,地势北高南低、起伏较大。水系除汉水过境河段58公里外,仅有蒿堰河、四道河、苏家河、杜槽河、大梁河等几条小河流,流域总面积139平方公里。降雨量年际和季节差异较大,相对较少,是湖北省有名的“光北”“旱包子”,属丘陵岗地低产地带。丘陵岗地面积达856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70%以上,蓄水保水能力差,易受旱灾;少部分平原低洼地却又排水不畅,易受涝灾。水旱灾害频繁,纯属“望天收”,正如民间谚语所说:“天旱不见面,下雨冲一半。”“晴三天,张大嘴;雨三天,吐黄水。”据史料记载:自公元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间,较大旱灾99次,较大水灾71次,平均三年要遇一次自然灾害。全县解放初70多万亩耕地,水田面积仅4000亩左右,而且不保收,属粮食供应调进县。

解放后的光化县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迫切要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改变粮食低产状况。为了将占全县土地面积70%的丘陵岗地变成良田,光化县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几年摸索,一致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在一切有水源的地方,尽量把旱地改成水田或水浇地。

光化县北部有一条杜槽河,发源于鄂豫两省交界的三尖山东南的薛沟,向南流经赵岗、刘湾,出洪山嘴后注入汉江。河流长27公里,常年流量0.06立方米/秒。流域范围呈带状,面积42平方公里。在地形上,自源头至朱家营属高山峡谷,以下冲谷渐次开阔,赵岗以下逐渐形成矮岭宽谷,一般山岭高度在800至1500米之间。两岸均为耕地,平均坡度10-20度。沿河两岸宽500-800米的地带,地势平坦,坡度在1-3度之间,为杜槽河流域的农业基地。全流域耕地面积2.3万亩,仅有水田75亩,粮食单产只有几十斤。由于水低地高不能灌溉,历史上属高旱低灌地区。当地有“河下流水两岸干,山上红土石蛋蛋”“有女不嫁孤庙岗(村名),一天三餐红薯汤”之说。

1955年秋,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冬春农闲时机,由县政府建设科负责设计施工,在杜槽河上兴建滚水坝。入冬,赵岗乡永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1000多人的筑坝大军,顶住风霜雨雪,在杜槽河上游杨庄村就地取材,因势利导,修一座浆砌块石滚水坝,以抬高水位,引水灌溉下游的永固、红星、六合、建成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

经过一个冬春的施工,1956年5月,杨庄浆砌块石滚水坝建成引水,开挖渠道3公里,改水田397亩,当年亩产水稻就达159公斤。干部群众尝到了旱改水能大幅度增产的甜头,更加激发了兴修水利的积极性,1956年冬又将渠道延长3公里。下游六合农业生产合作社,学习永固合作社修水利的经验,组织社员也在杜槽河黑虎山处修一座滚水坝,挖渠6.5公里,当年就改水田300多亩,也获得了好收成。

但是,渠道延长了,用水季节上下游矛盾突出了。群众反映:“渠首稳当当(水源有保障),渠中较紧张(用水没有保障),渠尾踮脚望(水流不过来)。”这使他们认识到,单靠渠水灌田,效益不大,矛盾突出。于是,1957年冬,在县委、县政府统一组织下,他们在沿渠的五条小岗冲修了五个小水库,还挖了几口堰。由于水渠与水库、堰塘贯通,渠水一年到头日日夜夜地灌水库、堰塘,用水季节,水库、堰塘的水直接灌田。这样水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上下游用水矛盾大大缓和了。这样就形成了拦河筑坝、盘山开渠、沿渠修堰,坝连渠、渠连堰、堰灌田,远处引水、近处灌田、常年蓄水、忙时灌田的一整套自流灌溉系统。形象地说,就是以渠道为藤,以水库、堰塘为瓜,故称“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简称“西瓜秧”)。该工程的建成较大地改变了当地十年九旱、吃水困难、粮食低产的状况。

光化县委及时总结了永固、六合农业生产合作社治水的成功经验,在全县大力加以推广。“西瓜秧”的美名不胫而走。

1957年11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率领黄冈、孝感、荆州、宜昌、襄阳5个地委书记和35个县委书记、省直部分负责同志及水利局长、工程技术人员共100多人组成的水利参观团,在光化开水利现场会。这次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水利建设高潮。在现场会上,重点学习了赵岗乡杜槽河“西瓜秧”式的水利自流灌溉系统。

参观结束后,中共湖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依靠群众力量,排除万难,大兴水利》的情况报告,介绍了“西瓜秧”式的灌溉系统的形成和特点,总结了光化人民勤俭治水的经验。

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个报告,并随文发表了题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的社论,对此创举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此后,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派团来光化参观学习。“西瓜秧”式灌溉系统模型还参加了首都“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成就展览”,从而使“西瓜秧”式灌溉系统在全国得到推广。

1958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杜槽河“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网纪录片。

襄阳铁路建设与襄阳汉江大桥建设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襄阳地处中华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襄阳没有铁路,交通极为闭塞。要想到四川,则像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咏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要实现诗人杜甫说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则需要几个月时间。

20世纪初,由于川鄂等省人民的急切呼吁,清政府曾决定要修建一条自汉口经襄阳、宜昌达四川成都的川汉铁路。杰出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曾担负过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兼会办。可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插手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这条拟议中的铁路成为泡影。

1958年9月1日,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为了支援丹江口工程建设,我省境内的汉丹铁路也随之修建,并于1962年试通车。从此,襄阳地区境内有了第一条铁路。1961年,从襄阳坐汽车到汉口,要花14.2元,头天开到安陆过一夜,第二天中午才能到达;而1962年坐火车,只花6元多钱、五六个小时就到了。

自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建设大西南的号召后,国家决定将襄阳境内的铁路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四大铁路之一,将原来由四川成都至河南信阳的川豫铁路改为襄(阳)渝(重庆)铁路。

襄渝铁路仙人渡汉江铁路大桥因处在襄阳境内的第一关口上,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的亲自指挥下,广大建桥工人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九大召开”的口号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日拼夜战,终于提前半年,于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之际胜利建成试通车。

这座大桥的建成通车,打开了“蜀道”的第一道关口,也为整个襄渝铁路建设的物资供应打通了一个重要通道。

1969年,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国内国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指示。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襄渝铁路建设方案。

当年,湖北境内的莫家营至胡家营开工。1970年,鄂、陕、川三省分别成立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大批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民工开赴工地,其中,铁道兵8个师24万人,民兵58.5万人,共计80多万人参加会战。

经过广大建设者的努力,1973年10月19日,襄渝线全线通车,从此,结束了襄阳入川不通铁路的历史。

1967年7月,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提前修建焦枝铁路问题,并报告周恩来总理。

1968年6月,毛泽东主席来到湖北考察,住在武汉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关于鄂西北战备和三线建设情况的扼要汇报,要求先修好焦枝铁路。随后,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讨论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同年9月,焦枝铁路襄樊汉水大桥便恢复了设计工作。

1969年夏,毛泽东主席再次来到湖北视察。6月26日,当曾思玉、张体学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带着地图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修焦枝铁路问题时,毛泽东主席说:“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提前修建焦枝铁路,具体修建工作由武汉军区抓总,成立焦枝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由武汉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负责;河南、湖北两省分别成立指挥部,负责指挥组织协调等工作。

修建焦枝铁路和在汉江上建大桥,这对于襄江两岸的人民来说是个特大喜讯。以往由于汉江没有桥梁,人们饱受艰难。1958年,专署在襄阳城搞文艺演出,晚上演出结束,樊城的演员因抢上渡船,超载致使渡船下沉,造成了人员被淹死的悲剧事故。襄阳人民早就希望有一座永久性桥梁,将襄城和樊城连接起来。当群众得知汉江上要修一座永久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时,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将支援大桥建设当作己任,把能参加大桥建设视为光荣,发誓要为大桥建设作贡献。

俗称“汉江一桥”,代号为四O二O工程的襄樊汉江大桥,是焦枝铁路上的关键工程和特大型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之一。为了确保焦枝铁路全线按时通车,大桥局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将桥址选定在地质条件较好、水流顺直的襄城、樊城之间河道最窄处。

在襄樊汉江大桥工程指挥部的领导下,建设者们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大桥局第四工程处于1969年9月6日,在仅有100多名建桥工人、一台14吨汽车吊、140吨水泥的情况下破土动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正好是毛泽东主席第三次视察武汉长江大桥12周年。

1969年11月1日,焦柳铁路全线破土动工。云集沿线的百万筑路大军,展开会战,呈现出人民铁路人民建,千军万马战焦枝的动人景象。

焦枝铁路襄樊汉江大桥建设时期,襄城、东风、望江三个城市公社及襄阳竹条公社的民兵1306人分到各个工班,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参加各个工种劳动。他们就连高空作业也能干,张伯业等8名十八九岁的姑娘,和老工人并肩战斗在40多米高的龙门吊机上,被人们誉为“不怕死的高空铁姑娘”。

汉江大桥开工以后,全地区军民有55万多人次参加大桥义务劳动,从地、市革委会领导,部队首长到80多岁的街道居民和幼儿园几岁的小朋友,都多次参加义务劳动。

1970年4月26日,在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同时,襄樊汉江大桥铁路桥通车。同年5月20日,襄樊汉江大桥公路桥通车并举行了通车典礼。

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仅用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条全长800公里的铁路。当湖北省委把焦枝铁路建成通车的喜讯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修铁路还打了人民战争呀!这一天,在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等地分别举行了通车典礼,党中央发来了贺电,赞扬“创造了修建铁路史上的奇迹”。

汉丹铁路、襄渝铁路与焦枝铁路相继修通后,大大改变了襄阳的交通格局,真正实现了铁路交通四通八达。铁路交通的发展,给襄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我市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襄阳的人才引进大潮始于1975年。据统计,1975年4月至1976年12月,襄樊市先后从北京、天津、上海、兰州、西安、武汉等地,引进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590人,随迁家属505户计1883人,安排工作的家属和子女593人。

从北京引进的数百名科技人才到襄樊后,立即投入到襄樊为发展经济而开展的“双革四新”大会战。为了让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才有职有权放手开展工作,市委分批从科技人才中任命了100名工程师。但此事引起了一些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非议,认为市委主要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重用工农分子,是修正主义回潮”。

此时,时任襄樊市委书记曹野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他找到市科委主要领导说:“中央发出了关于工业整顿的20条,但我们根据中央精神任命工人工程师的做法遭到很多非议,上纲上线很严重,近日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我们襄樊的工作与中央部署是否合拍?你到北京去一趟,就我们任命100名工人工程师遭到非议的事情,去了解一下中央相关政策,重点搞清楚,我们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1975年9月上旬,经中科院人事局干部调配处长田麟介绍,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吴明喻安排了襄樊市科委主任鄂万友与胡耀邦见面的时间。次日上午10点,吴明喻将鄂万友带到会议室门口与胡耀邦见面。

听完鄂万友的汇报,胡耀邦说:“任命工程师?那很好啊。军队打仗要有司令员、政委,工厂生产管理也要有厂长、工程师,你们做得对。”

回到襄樊,鄂万友立即向曹野作了详细汇报。曹野说:“看来我们的做法是对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1975年9月中旬,国家计委副主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恩来总理经济工作的重要助手段云同志来襄樊考察。曹野把襄樊开展全面“整顿”,发展经济的做法向段云作了详细汇报。

当时,襄樊经济基础很差,国家在襄樊又没有什么投资,发展经济全靠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在襄樊叫“双革四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段云深入企业、车间仔细考察了襄樊市“双革四新”的成果,他对一个经济落后的中小城市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科技人员对老企业开展挖潜、革新、改造,使大批老企业焕发青春,建设成机械、电子、化工、轻纺、建材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效给予高度肯定。称赞襄樊市关于引进人才推动“双革四新”改造老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是一大创举。

段云回京后,国家计委通知襄樊市,特邀参加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让曹野在会上作了典型汇报。

会后,段云专门到医院向病榻上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襄樊市依靠科技人员开展“双革四新”取得明显成效。随后,曹野被速召进京,段云转达了周恩来的讲话。总理说:“下个五年计划,要减少投资,主要搞‘挖潜、革新、改造’,各部委都到襄樊去看一看。”

此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胡耀邦主持制订的《汇报提纲》成为被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国务院各部委计划到襄樊视察参观的活动被迫终止。

1976年11月9日,市革委会副主任郝逢武去精密机床配件厂看望刚从北京调入的潘光全等几位科技人员,询问得知他们的家属户口问题没有落实,原因是上级有交代,引进人才是邓小平搞的复辟翻案。郝逢武很吃惊,便从下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烟盒,他把烟盒拆开,在背面写了几句话交给厂领导说:“你们明天就去办,办好后给我报告。”两天后的11月11日,有关人员的家属户口问题得到解决。1977年9月4日,市计量所所长曾学毅给市委书记写信,反映急需几名专业科技人才,郝逢武反复考虑,最后批示办理,使襄樊市有了技术一流的计量检测高级技师。

1978年元月初,国家科委在河北涿县召开了全国部分地区科技干部座谈会。鄂万友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第一次对外正式公布了襄樊市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做法。襄樊的发言在会上引起震动,与会者对襄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高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大旗,大张旗鼓引进科技人才发展经济的做法感到震惊。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科学大会后,国家科委对襄樊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高度关注,在很多会议上宣传襄樊的做法与经验,同时派出考察组来襄樊考察。各级媒体更是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媒体记者先后来到襄樊,深入基层企业采访座谈。随后,各主要媒体在头版显著位置介绍襄樊的经验和做法。

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各级媒体的关注,使襄樊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产生了轰动。1979年10月,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并报中央批准:襄樊市升格为省辖地级市。

在第一次大规模人才引进之后,襄樊再度扬帆,开始了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第二次战役。这一次,除了继续在北京引进外,扩大到天津、上海、西安等人才密集的大城市。两次大规模引进人才近2000人,涉及到全国42所高校、35个国家级科研院所。

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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