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军为住在他家的孩子做饭

　　有一大群孩子的单身汉

　　“开饭喽。”在厨房忙活了半个多小时的江建军吆喝了一声，小威子、小静从电脑桌旁跑过来，麻利地把饭桌搬到放有电视机的房间里，收拾碗筷，预备吃饭。小不点又在公司开会，直到晚上8点才能回来。小威子和小静嚷着。为了等小不点，大家都在挨饿。

　　这是9月4日，江建军家平常的一天。

　　樊城供电局家属院里一个普通的两室一厅，这是江建军的家，也是很多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曾经走在“边缘”的青少年的“家”。江建军习惯地称他们为“孩子”。

　　这些孩子，在家长和老师眼里，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孩子”，不是逃学上网，就是打架生事。但在这里，他们都按时回家吃饭，按时作息；自己的衣物也绝不会扔得到处都是；即使对诱惑力极强的电脑游戏，他们也不会玩过晚上11点；做家务也是常事，洗菜、切菜、蒸饭，连16岁的小不点也不例外。这里面很多规矩是江建军定的，孩子们愿意遵守。

　　屋子不是很宽敞，但整洁有序，还摆了不少卡通玩具，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单身汉和几个孩子生活的地方。

　　也许是把心思都给了孩子，至今，已过而立之年的江建军仍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

　　“问题孩子”小尽考上了西南交大

　　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会把学习、工作上的一些事儿说给江建军听。饭后一起散步时，江建军会对孩子们说的事谈些看法。

　　从江建军家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有很多在外上大学或工作了。但他家“中转站”角色至今没变。每年寒暑假，江建军总要提前买前往各地的车票，让奔往各地的孩子好顺利上路。

　　不知是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还是整天围着孩子们转的缘故，江建军更像一个大男孩。他说：“我感觉我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距太远。有时我会忘记自己的年龄，感觉和他们一样了。”

　　1991年从师范毕业后，江建军就在襄樊供电公司子弟学校教书。后来子弟学校停办了，他调往单位办公室工作。

　　2001年，他又在汇文综合高中教起了书。教书期间，他一直是班主任。他觉得，一个不当班主任的老师，不可能真正了解学生。

　　十几年了，不管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只要碰到“问题孩子”，他就忍不住要过问。对那些不愿意回家的，他就带他们到自己住的地方住。“看着他们在街上流浪，我放不下心。”

　　小尽是他接触的第一个“问题孩子”。小尽父母离异早，和父亲居住。父亲后来又重组了家庭。他和父亲感情淡漠，自闭心理严重。江建军知道后，经常找小尽谈心。后来，小尽索性搬来和江建军一起生活。一起生活的两年里，江建军很注意培养他乐观的性格和学习的意志。小尽先是考上了襄樊五中，随后又上了西南交通大学，现已在杭州工作了。

　　小尽、小舟、霄霄……到现在的小不点、小威子和小静，还有想不起名字的那些曾在他家住过的孩子有三四十个。

　　小不点的父亲为管孩子，办的厂垮了

　　2006年6月21日，这一天，已经深深烙在江建军脑海里。

　　那天下午，江建军下班回家，走在樊城再尔广场附近，发现一个大人正在追赶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始他以为是抓小偷，后来听旁人说是父亲在抓儿子。

　　凭直觉，这又是一个“问题孩子”。从出租车上揪下儿子的那一刻，孩子的父亲当着围观群众的面，伤心地哭了。

　　这位父亲说，他儿子上初三了，初中三年里不知逃了多少次学，被学校列入“头号人物”。儿子一逃学，他和妻子就到处寻找。最后为了找他，整月不能正常上班，把自家办的一个厂子都搞垮了。

　　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儿子却侧着头，神情冷漠。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指责儿子道：“我要是你爸，非揍得你爬不起来……”

　　围观的人群散尽，站在一旁的江建军这才走过去，拉了一把那个一脸倔强的孩子。孩子的眼泪刷刷地掉下来。江建军心里暗喜，这孩子还有救。

　　这孩子就是小不点。

　　父亲原本已经绝望了。小不点的一个叔叔赶到了现场，打算用绳子将他捆了回去。“捆得了人捆不了心。”听江建军说想和小不点谈谈，并让小不点暂时和他住，小不点的父亲像遇到了救命恩人，感激得连连点头。

　　事不过三。江建军原本以为，用自己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宽容，也许能打动小不点，但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不点4次从“新家”逃跑。这让江建军气愤之余有些伤感。

　　小不点说不想读书了。江建军想，带他去武汉高校转转，也许会激发一下他。买了晚上到武汉的火车票，但去火车站时，小不点又跑了。江建军心里凉透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老江对我太好了，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你们还有希望，要好好读书。”小不点在同学QQ里留言说。江建军再次发动学生寻找，最后在襄城环城南路一网吧里找到小不点，他在给别人当游戏代练。

　　没法继续读书的小不点，在网吧找了个网管的工作。考虑到小不点正在长身体，江建军专门买了一个保温桶，每天到网吧给小不点送饭，一送就是3个月。

　　今年2月，小不点偷偷跑到武汉找他大姐，但没告诉江建军。江建军四处寻找不见踪影，还雇了“私家侦探”帮忙打听。一天晚上8点得知小不点的去向后，江建军连夜赶到武汉。这次，小不点在武汉上大学的大姐和远在深圳打工的父母都哭着劝江建军不要再管了。“我们早就放弃了，就当没这个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是见到小不点后，江建军说的第一句话。说着，江建军掉泪了。

　　缺乏父爱的小威子要叫他“干爹”

　　8月28日，小威子要到深圳，到他妈妈那里上职高了。临走时，小威子问江老师，能不能再让他留在襄樊上学。“坚决不行。”这次，江老师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

　　和小威子接触有四五年了，江建军知道，这个孩子已度过了危险的“十六七”，几乎没有可能再徘徊于“边缘”了。亲情是最伟大的感情，还是让他回到妈妈的身边好。但在深圳上学的这两年，每个假期小威子还是跑回襄樊来过。

　　小威子是江建军在汇文高中教书时认识的。当时小威子被妈妈送到学校后，怎么说都不肯在学校上学。小威子站在楼梯口哭时，被下课回来的江建军看见了。

　　“你就试着上一周，一周后你还是不想上，我给你妈妈做工作让你走。”到现在，小威子依然记得这句话。

　　小威子留下了，江建军成了他无话不说的朋友。食堂供应什么饭菜、饭菜好不好吃，他都会说给江建军听。上小学三年级时，小威子的父母离婚了，他跟了妈妈，和父亲的关系十分淡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父亲去世。

　　和江建军混熟了，小威子问江建军：“叫你干爹怎么样？”起初江建军觉得别扭，虽然自己30多岁的人了，可还没成家。最后拗不过，私下里，江建军就默认小威子叫他“干爹”。

　　梦想建立一个“大家庭”

　　顺着小不点的要求，从武汉回来后，江建军给小不点找了一个电脑学校。半年时间里，小不点表现一直不错，学习也很上心，也懂事多了。上月，江建军带他到深圳看望打工的爸妈。爸妈打工的艰苦环境，对小不点的触动很大。

　　小不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顺利通过今年9月举行的计算机二级考试。“想给江老师一个交待，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最近，小不点在再尔广场一电脑公司找了份工作。

　　看到自己接触的孩子慢慢长大懂事，并从“边缘”走回来，江建军心里比谁都高兴。他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对自己的梦想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江建军说，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能像妈妈一样当个老师。“也许是受到我妈的影响，我对学生有很深的感情。”江建军说，他妈妈原来是单位幼儿园的老师。他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工作的，但记得孩子们和妈妈待在一起时的快乐。妈妈去世时，很多家长自发来祭奠。

　　“我接触到的孩子，大多都是缺失爱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的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孩子在家无所适从，逃学上网。”他说，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在街上溜达。有一天晚上11点多，七八个中学生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行走在长虹路机动车道上，让来往车辆避让不及。害怕出事，他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看到他们找到旅馆住下，他才回家。

　　“如果我看到了，不去过问一下，回家我也不会心安。要是真出事了，我会内疚一辈子。”

　　所以，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碰到这样的孩子，他就抑制不住地想去接触。而且越是像小不点一样教育起来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他越会坚持到底。“他们只是些需要更多关爱的孩子，并不是冥顽不化，而且很多孩子心底都是有爱的。”

　　住在他家的孩子，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你可以暂时住在江老师那儿。”这话渐渐在孩子们中间流传着，也有孩子主动来找他。

　　“我不希望一个孩子，因家庭、社会教育不当而走上歧途。”孩子住在他家，他不仅担负着思想教育的责任，还要把生活安排得尽量让孩子们感觉舒适、温暖。孩子们的需求他也要尽力满足。但单靠自己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他感到力不从心。今年下学期，他联系了一所中学去当班主任，以多赚点钱供他凑起来的“家庭”开销。另外，他还想帮助更多的“边缘孩子”。

　　“我们襄樊要是能成立一个青少年救助中心，让这些暂时迷失方向的孩子、不愿回家的孩子能有个安身之处，他们可能就不会在街上游荡，在没钱上网的时候也不会去偷窃，走上犯罪的道路。”

　　江建军羡慕地说：“什么时候襄樊也像广州等大城市一样，由政府牵头、企业赞助，成立青少年救助中心，我愿意一辈子当个志愿者，陪这些‘边缘孩子’走过迷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