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襄阳】

第二十九回 出师未捷身先死 襄阳男儿谏后主

且说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于五丈原,累累搦战,司马懿就是不应战。诸葛亮正与诸将商议,忽报费祎到。诸葛亮请入问之,费祎说:“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肥,令满宠、田豫、刘劭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与诸葛瑾受命围攻襄阳,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文书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诸葛亮听后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诸葛亮叹道:“我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就此,诸葛亮病卧床榻,不能出帐。

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忽一夜仰观天文,大喜,对夏侯霸说道:“我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探哨,若蜀军攘乱,不出接战,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当乘势击之。”夏侯霸领命引兵而去。

诸葛亮自北伐以来,夙夜为公,积劳成疾,此次病情来势凶猛,自知这一关过不去,便一一安排后事。诸葛亮与姜维说道:“我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旦夕将死。我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我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你可传我书,切勿轻忽!”姜维哭拜而受。

诸葛亮临终托后事

诸葛亮又说:“我有连弩之法,皆画成图本。你可依法造用。”姜维亦拜受。诸葛亮又呼马岱、杨仪,依次授于密计。一一调度已毕,便昏然而倒,至晚方醒。姜维、费祎等连夜表奏后主,后主闻奏大惊,急命尚书李福,星夜至军中问安,兼询后事。李福领命,赶赴五丈原,入见诸葛亮,传后主之命,问安毕。诸葛亮流涕说道:“我死后,可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不须器物陪葬。切记,切记!尔等宜竭忠辅主,我即安心矣!”

诸葛亮又对李福瞩道:“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琬也。”

李福说:“蒋琬之后,谁可继之?”

诸葛亮说:“费祎。”

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当继者?”

诸葛亮不答,众人近前视之,已没有气息了。时建兴十二年(234)秋八月二十三日,寿五十四岁。

却说诸葛亮死后,蜀人无不怀念。一日早朝,蒋琬出列奏道:“诸葛丞相故去,世人怀念其德才,各地奏表,求立庙祭祀。请圣上览之。”

刘禅看过奏表后问道:“爱卿以为如何?”

蒋琬回道:“诸葛丞相千古一人,百姓又爱戴如此,臣以为当立庙祀之。”

不等刘禅说话,谯周站了出来奏道:“不可,诸葛丞相功高盖世,然为臣子,立庙祭祀,礼秩不听。成都乃昭烈皇帝祭庙,如君臣各立庙,恐丞相庙烟火盖过昭烈帝庙,圣上届时若何处之?”

蒋琬、费祎、姜维等正要反驳谯周,被刘禅止住,说道:“立庙乃国家礼序大事,不可轻而为之。此事暂且放下,待以后再议。”

蒋琬等没有奈何,只好搁置立庙之事。朝下众臣子纷纷责骂谯周,亦有责怪后主不公之语。

蜀中百姓闻听后主不准建庙,便年年清明及诸葛武侯忌日私祭于道陌之上。年复一年,百姓野祀日甚。汉中之民当春之时,男女祭祀者头戴白褚巾,边走边哭,其哭甚哀。朝中议论再起。

一日,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侍郎向充相约在肆上饮酒。酒过三巡,向充说:“你我皆是襄阳籍人士,父兄皆与丞相亲善。我叔父向朗,虽因马谡案连累受到丞相重处,终身不予重用,临终之时仍然嘱咐:‘诸葛丞相厚恩当世代不忘。’我兄向宠每每为丞相褒扬,征蛮夷遇害之时,念念不忘叫我年年替他与丞相上香。可叹!朝廷竟如此对待丞相。”

习隆说:“我等视丞相即为襄阳同乡,除受恩于丞相外,还多了一份乡情。立庙之事,他人不管,我们要管。”

向充说:“如何着手?”

习隆说:“圣上拒绝建庙,实乃出于私心。恐妨先主矣!我等建言,丞相庙不建在成都,圣上应无理由拒绝。”

向充说:“习兄所说极是,我等联名,明日早朝即奏表。”

第二日早朝,习、向二人出列奏道:“臣闻陛下德义昭显天下,又体恤爱民,今百姓怀念诸葛丞相,屡屡祭祀于郊野,时有怨言。望陛下明察。”

刘禅说:“不立庙是因不合规制,不是我忘了相父的恩德而为之!你们为何又提此事耶?”

习隆说:“臣闻西周时,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德,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春秋时,越王思范蠡之功,以金铸像而纪念之。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立庙的比比皆是。何况诸葛丞相德才兼备,勋盖季世。我蜀汉之有今日,实仰仗诸葛丞相矣!”

刘禅听了最后一句,心中十分不快,说道:“蜀汉兴,逝者多矣!”

向充连忙接道:“陛下所言极是,数年以来,不能立庙,百姓巷祭,就连西南诸戎夷,亦怀念诸葛丞相南征之恩德,时时野祭。如果陛下能够顺应民心,为诸葛丞相建庙立像,时时追述逝者,一定会赢得更多的民心。陛下之所以有顾虑,实乃恐丞相庙建在京师逼迫宗庙。愚以为诸葛丞相庙不宜建在成都,其墓在汉中,应近其墓而建庙。今后,凡亲属及故吏祭祀者,皆限于此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向充说完,上朝的众臣纷纷附和。刘禅见众意难违,顺水推舟,说道:“准奏,诸葛丞相庙建于汉中。庙成,禁绝私祭。”其时景耀六年(263)春。

景耀六年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中,诸葛丞相庙已建成。钟会敬仰之,专程祭庙,并令军中将士不得破坏诸葛墓及庙。

古隆中酒洞藏窖主评曰:

诸葛亮临终时与李福交代:“我死后,可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不须器物陪葬。”可见诸葛亮早就预见到死后刘禅的态度。刘禅以不合礼序为由,迟迟不给诸葛亮建庙,反映了刘禅的私心,抑或是积压已久的怨气!刘禅长期对诸葛亮以相父待之,受诸葛亮制肘而不能一意孤行。诸葛亮死后,他不以为悲,反而有翻身得解放的感觉!诸葛亮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免不了有些心寒。

然而,刘禅之辈毕竟是少数。川地及汉中百姓年年在诸葛亮忌日祭祀。朝中以蒋琬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官员,仍然对诸葛亮怀着深厚的情感,特别是襄阳籍官员尤为如此。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后主刘禅,请求在汉中沔阳定军山为诸葛亮立庙一事而名垂青史。《诸葛忠武书》引习凿齿《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徳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通志·诸葛亮传》载:“景耀六年(263)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是岁秋,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牧刍樵采。”知当年上半年这座纪念性建筑就已落成,伐蜀的魏镇西将军钟会还到新落成的庙里祭祀诸葛亮。此时离诸葛亮去世已29年矣!这是诸葛亮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尔后诸葛亮的纪念性建筑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成都武侯祠与昭烈庙并祀,势头远远盖住了昭烈庙。

精彩评论:

倒行逆驶:诸葛亮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扶起来的这个不中用的阿斗有何意义?封建世袭制是束缚社会前进的桎梏,诸葛亮对其的合理性没有半点怀疑,所谓“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大愚锦泽:诸葛亮死的时候54岁,死在北伐的征途上,大业未成,一定不甘心!无奈身体严重透支,再也支撑不住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身体,就没有了一切!

太阳照在鱼梁洲:诸葛亮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智慧及精神感染了他的敌人。司马懿赞其为“天下奇才”,钟会于其墓地及祠堂膜拜。

大汉后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成才之地,也是全国著名的诸葛亮祭祀地。诸葛亮去世后29年,陕西勉县修建了第一个武侯祠,再42年,成都“少城”修建了诸葛庙(可视为成都武侯祠的前身),几乎与此同时期,隆中也出现纪念诸葛亮的祠庙。诸葛亮离开隆中后,襄阳一带被曹操占领,数十年间,没有关于隆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直到公元304年,也就是诸葛亮死后70年,我们看到了荆州刺史刘弘和参军李兴拜谒隆中诸葛亮故居的记载。更为难得的是,刘弘还命李兴写了《诸葛亮故宅铭》以兹纪念。李兴在铭文中盛赞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后,也描写了诸葛亮故居的颓败之况。但是,李兴是从积极意义上描述诸葛亮故居的颓败。他说,虽然诸葛亮故居的房屋殒没了,但是诸葛亮的精神是永存的,这种精神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升平五年(361),即李兴作铭后57年,诸葛亮去世后127年,襄阳人、著名的史学家习凿齿继李兴之后,再次为诸葛亮故居作铭。文中所描述的诸葛亮故居已经焕然一新:“雕薄蔚采,鸱阑惟丰。”可以推断,这种雕梁画栋蔚为风采、鸱吻兽头重重叠叠的建筑,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宅,而是纪念性的庙宇或祠堂了。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又谥忠武侯,后人称他为武侯,纪念他的庙宇和祠堂也就被称为武侯庙或武侯祠。隆中武侯庙或武侯祠应形成于公元304—361年之间。当时的政治背景对建祠立庙纪念诸葛亮十分有利,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对诸葛亮十分感兴趣,屡次向臣下询问诸葛亮其人其事。镇南将军刘弘前往隆中拜谒诸葛亮故居之行就是奉天子之命。也就在同年,成都“少城”建立孔明庙。所以,刘弘拜谒之后,即着手修建孔明庙或武侯祠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些新修的建筑,当是习凿齿看到的“雕薄蔚采,鸱阑惟丰”的隆中武侯祠了。

南北朝至隋朝时期,隆中诸葛亮故居及武侯祠不断得到维修。刘宋元嘉十四年(437),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唐代唐宣宗十年(856),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景让维修隆中武候祠,并立“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唐代末年,唐光华五年,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隆中纪念诸葛亮的建筑规格进一步提升。五代时(938),隆中增建“武灵王学业堂”。

宋代时,到隆中拜谒诸葛亮的诗人日见增多。从这些诗人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隆中诸葛庙和武侯祠的情况。苏轼在嘉佑五年(1060)路经襄阳隆中,写下《隆中》一诗,其中有句曰:“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这大概是所见祠中供奉的诸葛亮遗像而发出的感叹。李廌写隆中的诗就叫《题庙》,诗中说:“忽来坐庙堂,谈笑树奇功。”陆游有两首诗写隆中,一首《感旧》,其中“登堂拜遗像,千载愧吾颜”正好印证了苏轼的诗句。另一首《诸葛书台》说:“还向纶巾瞻气象,尚留祠庙傍丘陵。”

明代隆中武侯祠遭到巨大破坏。袭封襄阳王的简王朱见淑,把隆中作为自己的墓地来修建,他上奏皇帝,把隆中封为“藩陵”,迁走草庐和隆中书院,大建墓地。直到朱见淑死后,他的庶子光化王朱佑櫍暂理襄阳府事,上书皇帝说:“隆中亮庙历唐、宋、元皆知崇奉,实非异端淫祠之比。” 并建议兴建武侯祠。明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朱厚照批准建庙,并赐庙额“忠武”。嘉靖乙酉年(1525)徐咸任襄阳知府,看到武侯祠“湫隘倾祀”,“瞩目为之愀然,”遂与监察御史王秀共同发起重修武侯祠。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宪大夫、都察院协院事左佥都御史李祯重修武侯祠,立重修碑记一块,碑阴刻诸葛亮画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诸葛亮石刻画像。明成化年间(1465-1487),当地官员增建了三顾堂、野云庵等景点,著名的隆中十景逐步形成。

清代对隆中的建筑进行过多次维修。其中光绪十四至十九年(1888-1893),兵部尚书、湖广总督裕禄和湖北提督程文炳在修建隆中时,另新建了抱膝亭和石牌坊。

民国二十一年(1932),蒋介石到隆中拜谒诸葛亮,拨款维修隆中古迹,新建淡泊亭、中正堂、铜鼓台等,并立碑作记。

建国后,人民政府分别于1954、1957、1980、1985年对武侯祠、三顾堂、野云庵、三义殿进行了维修或翻修,1987年又重修了诸葛草庐、隆中书院。

1994年,国务院公布隆中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6年,国务院公布隆中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全国众多的武侯祠中,勉县武侯祠以天下第一而闻名,成都武侯祠以君臣合祀及规模宏大而著称于世,隆中武侯祠以躬耕地与祭祀地合而为一而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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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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