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襄阳】

第三十一回 羊祜江汉播威名 襄阳罢市祭英灵

泰始元年(265),晋代魏,司马炎称帝。吴主孙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早有消息报入洛阳,近臣奏知晋帝司马炎。司马炎闻陆抗寇襄阳,与众官商议。贾充出班奏道:“臣闻吴国孙皓,不修德政,专行无道。陛下可诏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国中有变,乘势攻取,东吴反掌可得也。”司马炎大喜,即降诏遣使到襄阳,宣谕羊祜。羊祜奉诏,整点军马,预备迎敌。

羊祜镇守襄阳之初,甚是困难。有粮草官来报:“粮食供应不上,可否向百姓征粮?”

羊祜说:“近年年成不好,百姓饥荒,赋税不可过重。我意调动军士,用以垦田,自给自足可乎?”

众将说:“陆抗虎视眈眈,抽调兵力垦田,如其攻我如何?”

羊祜说:“我自有计。”

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众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道:“羊将军有纪律,不可犯也。”

羊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猎物,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吴人皆悦,来报陆抗。陆抗召见送猎物的晋兵,问道:“羊将军能饮酒否?”

晋兵答道:“得佳酿,则饮之。”

陆抗笑道:“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交付与你带回,送给羊都督。此酒是我亲酿自饮好酒,特奉一坛,以表谢意。”

晋兵回见羊祜,一一陈告。羊祜笑道:“他也知道我善饮乎!”遂命开坛。

部将陈元说:“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

羊祜笑道:“陆抗非小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碗饮之。自此以后,羊祜、陆抗二人常相往来。一日,羊祜听说陆抗生病,即差人送药。

吴军众将说:“羊祜是我敌军,此药必非良药。”

陆抗说:“羊祜岂是害人之人!你们不必怀疑。”遂服之,次日病愈,众将皆拜贺。

陆抗说:“他对我施以德,我如果对他施以暴,是他将不战而服我也。今后宜各保疆界而已,无求细利。”众将领命。

于是羊祜从十万大军中抽调五万军士垦荒种地,三个春秋,军中囤聚十年余粮。

两军相安无事数年,忽报吴主孙皓遣使来到,传旨:“天子传谕将军,速速攻克襄阳,不可使晋军先犯我。”

陆抗随即疏章上奏,使者奉章回到建业,呈与孙皓,孙皓观其疏,疏中尽不可伐晋之由,并劝圣上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孙皓览毕,大怒道:“朕闻陆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如此!”遂遣使罢其兵权,降为司马,令左将军孙冀代领统帅,群臣皆不敢谏。

却说羊祜闻陆抗罢职,孙皓失德,见吴有可乘之机,乃作疏表送往洛阳请求伐吴。其疏表云:“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此天时地利人和也!若我以梁、益二州之军沿江而下,襄阳之军进攻江陵,豫州之军进攻夏口,徐、青、兖、扬四州之军直捣吴都,吴国灭亡指日可待,天下一统即可实现。不于此际伐吴,更待何时。”司马炎观表,大喜,便令兴师。贾充、荀顗、冯紞三人,力言不可,司马炎因此搁置伐吴计划。

羊祜听说后,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今天错此良机,岂不惜哉!”

羊祜登岘山

羊祜自来襄阳,闲暇时必游岘山。伐吴计划不能实施,羊祜心中甚憾。此一日,羊祜轻裘绶带,身不披甲,只带着从事中郎邹湛登临岘山。羊祜伫立在岘首,目睹山下汉江滔滔东去,浮想联翩。他对邹湛说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登临此山,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死后有知,我魂魄犹登此山。”

邹湛说:“公德冠四海,威震八方,深受百姓爱戴,必与此山俱传。”

至咸宁四年(278),羊祜入朝,奏辞归乡养病。司马炎问:“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

羊祜说:“孙皓暴虐,现在可以不战而克。如果孙皓不幸而亡,换一个明白的君主,那个时候再想克吴,非陛下所能得也。”

司马炎大悟,说道:“我下决心了,还是你担任统帅,前往伐吴若何?”

羊祜说:“臣年老多病,不堪当此任。陛下另选智勇之士可也。”遂辞别司马炎而归。

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马炎亲临其家问安。司马炎至卧榻前,羊祜流着眼泪说:“臣万死不能报陛下也!”

司马炎也哭泣着说:“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

羊祜含泪而言说道:“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如若伐吴,须当用之。”

司马炎说:“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为何每每荐人于朝,即将奏稿焚烧掉,而不让人知道?”

羊祜说:“荐贤为公,如让其知晓,必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

羊祜说完就咽气了,司马炎大哭回宫,敕赠太傅、巨平侯。

噩耗传至襄阳及南州,百姓罢市而哭。江南守边将士,亦皆哭泣。襄阳人思念羊祜在襄阳时,常游于岘山,遂改岘山为羊祜山,并建庙立碑,四时祭之。往来人见其碑文者,无不流涕,故名为堕泪碑。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古隆中酒洞藏窖主评曰:

羊祜这个人,或者说由他而引发的文化现象,耐人寻味。一千七百余年,人们一直在纪念着他,把对他的崇敬之情,倾注在山与碑,诗与歌之中。羊祜这个名字,凝聚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曾经与我们所崇尚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过强列的共鸣。

襄阳岘山有一座最俊秀,离城最近的山,是以羊祜的名字命名的,即羊祜山。有人说,这山就是一座丰碑,碑文就在人们心中。是的,当人们仰视这座青山时,不能不怀着对羊祜的敬意与追思。

据史载,羊祜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军事,在镇襄阳十年,他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宰相,可谓位高权重。那么,在襄阳十年,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呢?查遍史料,可以说,他自始至终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代晋帝做灭吴的准备工作。天下归晋,羊祜首功,这是历史定论,在此不须评说。但是,问题在于羊枯灭吴与否,如何又能感动后人呢?很显然,羊祜精神,绝不在于他的丰功伟绩,似乎另有其他。

我们把焦距调在他为政、为人、为事上,答案渐渐清晰起来。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封建时代,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吏寥若星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倒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县太爷算是个七品芝麻官,羊祜位居副宰相,怎么也是一品二品吧!不知要比县官大出多少级,聚敛财富自然也应比七品官多出许多倍吧。但羊祜是个例外。他在襄阳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军事,准备战争。战争机器靠人、财、物维持,就意味着要加重赋税,扩充兵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摊给老百姓。所以,任何战争,都是统治者的游戏,老百姓的灾难。荆州本来是富庶之地,但是,刘表死后,荆州一分为三,成了魏蜀吴三国争夺的焦点,数十年的拉锯战,荆州元气大伤。羊祜清楚地看到这点,如何做到既加强军备,又不加重百姓负担,这是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上的一个难题,也许是受诸葛亮当年汉中屯田的启示,他从八万士兵中抽调四万人去垦田,这四万士兵垦田八百顷,坚持数年,收获显著。羊祜初到襄阳,军无百日粮,十年之后,八万士兵已经积有十年余粮。

抽调一半士兵去垦田,对一个军事统帅无疑是一个冒险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荆州地处前线,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更何况羊枯的对手是东吴名将陆抗。这个陆抗,就是名将陆逊的儿子,在公元272年曾经和羊枯有过一次恶战,羊祜损兵折将,吃了败仗。首先作为军事家的羊祜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可是,如果把兵力都用在防御上,又从哪里抽调人力垦田呢?羊祜不愧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正是凭政治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本人和陆抗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互派使节,经常交往,各自保地守疆;其二,对待东吴将士以德信予以招徕,致使吴军降者不绝;其三,对东吴百姓施行“怀柔政策”。据说有一次率兵巡逻,深入吴境七百余里,往返四十余日,沿途收割稻谷充军食,一律按价送给绵帛,以充谷价,这种作法,使东吴百姓心悦诚服。羊祜的政治攻心战,本意是为了确保四万将士安心垦田,未曾料到,还起到了涣散吴国军心,收买吴国百姓民心的效果。

羊祜也很重视吏治,虚心纳谏;注重教育,开办学校;注重实际,破除迷信。他位高权重,但不摆官架子,“在军中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

看来,羊祜是个会做官,会做事,也很会做人的统治者。他的爱民、恤民、绥靖之策获得极大的成功,客观上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保护了生产力。所以,他镇守襄阳十年,荆州前线不是硝烟迷漫,而是呈现一派和平气氛。

对官,老百姓不敢苛求。羊祜所作所为,已超出百姓的期望。据说羊祜去世的消息由京城传来,襄阳百姓罢市为之哀悼,甚至吴国守边将士亦为之垂泪。《襄阳耆旧记》载:“祜卒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祭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岘山的主峰亦被百姓呼为羊祜山。

至此,羊祜精神似乎已经凸现出来,那就是爱民、恤民。封建官吏能做到办事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可谓凤毛麟角,但羊祜确实做到了。而且做的煞费苦心。羊祜爱民,自然就受到百姓拥戴。论理,羊祜既是重臣,又是功勋,其纪功铭应由皇帝御敕,才合乎身份。但堕泪碑不是皇上立的,而是出自百姓之口。一块碑,一座山只是个形式,羊祜精神早已铭刻在襄阳人民心中,而且代代相传,延续一千七百余年。

精彩评论:

红心萝卜:羊祜的事迹感人至深,在封建时代能够出这样的好官,不啻是一个奇迹。

大愚锦泽:古人读圣贤书知行合一,为官、做人、行事、交往均有标准。那个时期何止羊祜一人,诸葛亮更甚于他。诸葛亮病重垂危之时,曾给刘禅一表:“成都有桑田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边走边唱:那个时候没有纪律检查机关,只设谏官,只要被参一本,就有可能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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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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