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龙碑遗址展厅(通讯员鲍明长供图)

□全媒体记者张亚婷 通讯员田辉 鲍明长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优越的地理环境蕴含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早在距今十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襄阳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以后,这里更是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充分体现南北文化碰撞、交融发展的区域性特点。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自古”追溯到何时?新石器时代的襄阳是什么样的?先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住房情况如何?炎帝传说在襄阳又引发了哪些推测与猜想?襄阳晚报透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雕龙碑遗址、凤凰咀遗址等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探夏文明产生前襄阳历史风貌的一角。

“多间房”见证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

雕龙碑遗址距今6300到4800年,是一处以原始农耕生产为主,多产业并举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三期文化虽有所不同,但一脉相承。现存遗址核心区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仅1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角、蚌类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及装饰品近3000件。许多发现尚属首次。如保存有大型多间式房屋建筑结构类似现代单元住房,推拉式屋门结构,还有原始先民发明石灰及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等,显示当时社会已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

雕龙碑遗址一期处于刚刚建立村落和发展的初期,聚落内居住区与墓葬区截然分开。房屋建筑规模不大,一般不过10平方米,为小型单、双室半地穴式建筑,均为居住性房屋,建筑结构简单,主要利用自然生土和木料,未发现灶坑,适合单人(女性),或双人(母子)居住。其社会形态可能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

雕龙碑遗址二期已发展成为一处初具规模的中心性聚落。半地穴式建筑已经发展成地面建筑。发现的8座房屋建筑,有方形单间房屋,长方形双间房屋,面积为8至20平方米。第二期文化遗存的社会形态应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

雕龙碑遗址三期则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聚落内分区明确,除遗址西部的居住区外,又在遗址东南部新开辟了一处居住区。前者房屋建筑质量较差,后者则明显进步。东南区多为长方形大、中型多室地面建筑,面积在几十至一百多平方米,大型多间式房屋设计巧妙。由此推测,两区成员可能已按照身份地位的不同分开居住。原襄阳市博物馆馆长王先福表示,结合房屋多间相连且每间均有灶围储藏室的情况看,其居住方式可能以胞族为基本单位,一栋为一个胞族,每间则为对偶家庭,这是父权制的萌芽。

5000多年前襄阳就有了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咀遗址,是鄂西北南阳盆地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距今有5200至4200年。

2020年8月起,武汉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博物馆和襄州区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经过7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在该遗址发现了一千五百余米长的古城墙、周长两千多米的护城河,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玉器。

遗址位于不规则形台地上,四周有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址面积约14万平方米。本次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年代涉及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至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至4200年)、煤山文化(距今4200至3900年)三个时期。屈家岭文化陶器器形主要有盆形鼎、大口罐、双腹豆、高圈足杯、红顶钵、花边钮器盖等;石家河文化陶器器形主要有盆形鼎、高领罐、中口罐、圈足盘、盆、红陶杯等;煤山文化遗存较少,陶器器形有鼎、釜、广肩罐、高柄豆、器盖等。

武汉大学凤凰咀遗址考古队带队老师单思伟博士介绍,本次发掘解剖了一段南城墙和护城河,确认了城墙和护城河的存在、结构和城址的兴废年代。通过勘探判断,城墙残留高度为两三米,宽二十多米。毗邻古城墙的护城河也颇具规模,宽二十至三十米,深度有七八米。初步判断,城墙修筑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有5000多年。

凤凰咀城址及周围附属聚落点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有大规模建筑遗存,尤其是高等级建筑居址,出土了较多的小型玉器、绿松石饰件等,单思伟推测该城址等级较高,是鄂西北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

单思伟表示,城址修建于屈家岭文化北疆,扼守于江汉平原与北方地区来往的通道处,其军事功能也较为突出,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早期夏王朝向南攻伐,凤凰咀这个古城最终消失。

印证炎帝神农文化的辉煌

新石器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稳定了人类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住房建筑业、畜牧业、制陶手工业、纺织业等全面发展,先民的智慧超出人们的想象。

农业经济方面,雕龙碑遗址一期,从出土的灰白色小米壳来看,当时人们已种植了小米。二期、三期遗存中农业以种植小米和稻谷为主。农业生产工具中砍伐、翻土、收割、加工工具一应俱全,且出现了一批大、中型器类,如犁、镢等,石质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加工技术更为先进,骨、陶质生产工具也有很大增长。各种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使之占据主导地位。从雕龙碑遗址岀土的瓮、罐等储藏的黍等粮食情况看,当时粮食已出现剩余,人们又将它作为饲料喂养家畜,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猪、狗的骨骼在遗址中被大量发现就是明证。

手工经济方面,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手工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分支,制陶、纺织等技术已较为成熟,分工较细。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陶器的数量和种类也明显增加,主要有炊器、食器、盛器和瓮棺葬具,可能还出现了少量的酒器,如壶、杯等。

雕龙碑遗址与凤凰咀遗址均发现有陶纺轮,且早期遗存的陶纺轮数量较多,制作也较为规整,说明纺织业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到了雕龙碑遗址三期,不仅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陶纺轮,而且发现了陶、角线轴等较为先进的纺线工具。同时,陶杯的出土和粮食的剩余也意味着酿酒业的逐步出现成为可能;还有少量玉器的发现,表明制玉手工业已经独立出来。

当年主持雕龙碑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杰研究员称,雕龙碑遗址应是炎帝时代的氏族都邑,已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与传说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雕龙碑遗址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随州烈山,相距只有60多公里,同处于湖北省的随枣走廊之内;雕龙碑遗址发掘出土的农业工具、粮食种类与炎帝神农时期“发明”的耒耜、播种五谷的传说相符;“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龙碑遗址异地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南北文化频频碰撞、交融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纵论天下大势,言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荆州乎·抑在襄阳乎·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雕龙碑遗址位于随枣走廊北端,西与南阳盆地、襄宜平原相接,东、北虽然分别被大别山、桐柏山所阻,但有襄(阳)南(阳)走廊与中原地区相通,南则通过荆襄古道直下江汉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要道。

凤凰咀遗址地处汉水中游、南阳盆地南缘,属于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交界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南北文化重要的交流要道。凤凰咀遗址是迄今在南阳盆地首次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也是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城址中位置最北的一座。

“新石器晚期,北边是三皇五帝,南边是三苗集团,时间处在炎黄集团与三苗集团频繁作战的时间。”叶植表示,从雕龙碑遗址一期、二期可以看出,早在6000年以前北方仰韶文化的先民就拓展到这里,到了新石器三期发现有南方屈家岭文化遗物。凤凰咀遗址以屈家岭文化为主体,也就是说,这时三苗北上进入了中原。“凤凰咀城址的兴起,正好与屈家岭文化鼎盛时期向北扩张的整体态势以及南北文化频频碰撞交融的背景相关,是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的重要控制节点,甚至是军事据点。”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向其芳表示,凤凰咀遗址加深了人们对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及中华文明进程的新理解。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区域是源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向北最早渗透并逐步形成主导控制的关键区域,基于这一区域,该文化在其晚期甚至扩展渗透到陕东南、豫南、豫中乃至晋南地区。

结合历史文献中诸多关于华夏集团与三苗集团频繁作战的记载、靠近凤凰咀城址的宜城顾家坡墓地揭露的部落冲突的种种迹象和大致同时期南北地区出现的大量史前城址,进一步证明了不同人群的冲突与战争的长期存在,而且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明的诞生过程之中,起到了催化与激励的作用。

“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与以三苗为代表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这里交融、发展。可以说襄阳是解读中华民族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交往的关键节点,是中国文明发源的融汇地。”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植说。

2019年,雕龙碑遗址、凤凰咀遗址纳入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库。2020年,为配合凤凰咀遗址保护利用,武汉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博物馆和襄州区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目前,这两大遗址正在推进省级遗址公园的建设,下一步还计划申报国家级遗址公园,随着保护、建设、研究工作的开展,未来会引来更多关注。

(稿件部分内容参考:《襄阳文化简史》《襄阳考古探研》)

责任编辑:蒋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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