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画家笔下的樊城与汉水(铜版画),登载于1875年出版的英国书籍《环球旅行》(资料图片)

市规划展览馆内明清时期汉水码头的复原场景 全媒体记者杨东摄

□全媒体记者刘文生

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出土了一套由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的通行符节——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现存舟节2枚,车节3枚,是楚怀王颁发给其弟鄂君启从事水陆商贸的特别通行证。上面的铭文表明,鄂君启庞大的商船队,满载着货物,常年往来于唐白河至汉水中游以及襄阳境内的北津、东津,或西向逆行至陕西旬阳上岸,或从汉水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及其支流,行销于广袤的楚国腹地。

在鄂君启的经贸活动中,襄阳是必经之路。

东汉大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曾这样盛赞襄阳:“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

北津东津,楚国由此北上东进

“通过汉水,沟通长江,所以襄阳能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以中原地区为传统中心的北方政权向南方渗透、实现其全国统治的必由之道,也是南方政权防御、反制北方政权的屏障。”我市文史学者方莉介绍,汉江的航运,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可以上溯到周昭王时期,他南征荆楚,丧六师于汉。这表明,周天子的王师,已经在利用汉水的航运便利行军。

襄阳境内有南河、唐白河、蛮河、滚河、小清河等多条支流与汉江交汇,形成了完备的汉江水系网络。

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汉水的交通便利,促使雄心勃勃的楚国在襄阳地区汉水沿岸构建了军事用途的渡口。

鄂君启节铭文中提到的北津、东津,就是楚国北上东进的重要渡口。

北津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因是楚国的军事渡口,故称北津戍。楚国从北津戍渡过汉水,向北连年征战,先后灭掉邓国、申国、吕国,降伏郑国、陈国、蔡国,进入梦寐以求的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时间里,楚国大军以及车马辎重浩浩荡荡地渡过汉水,从北津出入,我们可以想见,北津的建设规模必然不小,其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戍守性质的城邑——北津戍。

这个北津戍就是今天襄阳城的雏形。

而鄂君启节中提到的东津在哪里?一说即现在的东津,另一说原在襄城岘首山一带,后转至对岸。

此东、北二津是早期汉水通航以及襄阳重要水陆地位的佐证。

襄阳漕运,曾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逆汉水抵陕南、川北,转丹江入豫西,溯唐白河达豫南,顺汉水入长江、过洞庭达湖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晋桓温北伐时,“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丹江口)”,襄阳在全国的位置日趋重要。

到了唐代,襄阳是汉水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漕运骨干。

据记载,唐代时,来自全国的船只停满襄宜之间的码头,襄阳的地方歌曲《大堤曲》《襄阳曲》也在这段时间传遍全国。

安史之乱后,“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唐代建中年间,江南的贡赋被淮西军阀李希烈阻断,大唐全赖襄阳汉江漕运接济两京,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五代之后,梁朝在襄阳开办“回图务”,用南方的茶叶换取北方的战马等物资。

宋代于襄阳设立“榷茶务”和漕司,南宋先后在樊城北的邓城和城东的白河口建立与金、元贸易的榷场。

明清以后,汉水更是运送漕粮贡赋的重要渠道。

明清时期,樊城因航运迅速兴起

明清时期,借由汉水的航运便利和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樊城迅速成为汉江流域最大的商埠,沿江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河街,作坊、商铺林立,11个省的商帮在河街上建有21座会馆。

河街外的码头鳞次栉比,道光八年,襄阳知府郑敦允修建樊城沿江大堤时,将码头统一规划建设为踏步式石砌码头,每座码头都与河街或会馆直接相通,清政府还颁布了专门的码头管理办法。

襄阳地理位置之重要,在饥荒与战乱时更加显著。

史书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关中饥荒,清政府拨襄阳仓米二十万担,由汉江经丹水至龙驹寨转西安;康熙五十九年,又拨湖广荆襄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雍正九年,再拨荆襄运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向西逃避,刚入关中,荆襄的粮米就源源不断地沿汉水经丹水运到西安。

同治年间《襄阳县志》载:“东北乡新打洪(今樊城区美满社区),距城十里,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

“正因为一直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所以中俄万里茶道兴起后,襄阳自然成为这一商贸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樊城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兴起,也应与商业的大规模兴起有关。”方莉介绍。

责任编辑:陈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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