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

在黄河、长江之间,汉水是贯通华夏大地的另一大河流。在水上交通占据绝对优势的年代,地处汉水中游的襄阳,成就了“南船北马”、“七省通衢”,是扼守和控制南北的重要节点。

汉水只是一条江,但这条江对襄阳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襄阳的经济、文化、风俗,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浸润着汉水的气韵,汉水的血脉,汉水的魂灵,汉水的精神。汉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了这一方水土,这一座城池,这块土地上的生灵。襄阳的一切,无不深深铭刻着汉水的印记,氤氲着汉水的味道。襄阳的经济,也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得汉水之利,襄阳连接起华夏南北

由汉水冲积而成的汉江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襄阳自古就是粮丰果美之乡。襄阳的小麦、水稻、棉花、芝麻,一直都是湖北乃至全国的重要产区。传说襄阳特产花红快成熟的时候,摘几枚放在汉水中,汉口人见到了,就知道襄阳的花红要运来了,早早做好大快朵颐的准备。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占有汉水之利的襄阳,是全国重要的物流、人流和文化交流的要道。南方人要到北方去,须在襄阳弃船上马;而北方人要去南方,也要在襄阳下马登舟。南北商品的流通也大抵如此。汉代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记载: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频繁的人流和物流,使襄阳较早地成为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地方。

而开放带给襄阳的好处,就是商业的兴盛、经济的繁荣。

襄阳汉水两岸,摆开30多座码头。茶楼、酒楼、戏楼比比皆是。这在古代诗人的诗作中,有许多生动的描写:“万屋连甍清汉滨”,“楼台金碧瓦鳞鳞”(欧阳修《乐哉襄阳人送刘太尉从广赴襄阳》);“飞甍出万屋”“广亭临汉津”(曾巩《闻喜亭》);“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刘禹锡《大堤行》)。

明清以来,襄阳更是“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襄阳县志·风俗志》)。鄂、川、豫、赣、陕、晋、皖、湘、苏、浙、闽等11省的商人纷至沓来,仅在樊城沿江一带,就建有山陕、抚州、黄州、江西、江苏、中州、浙江、徽州、福建、四川、湖南等20多座商会会馆。汉水中的船民也结成了十多个船帮,并且建立起具有船民特色的独桅子会馆、楸子会馆等等。民国年间,襄阳水路运输达到顶峰。1935年前后,襄阳城区5公里多的江边,就有十多个码头,码头工人约有千人。每年,仅樊城2000余家商号出入的商品,价值就高达600万银元以上。

汉水像一条传动带,把华夏南北连接起来,各地的信息流、技术流,也通过这条传动带,相互交换、相互交流。襄阳作为这条传动带上的中心点,自然得天独厚,占有先机,襄阳的一些手工技术,就有了领先一步的机会和条件。唐代襄阳的漆品生产就是如此。

汉唐文化积淀,造就丝路上襄阳漆器的地位

襄阳山区产漆树,漆树汁称土漆,也称国漆。原来,土漆主要用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防腐和装饰。唐代,为了适应封建经济上升期对于物品富丽堂皇的艺术要求,原本实用性极强的漆器,逐渐向陈设性、观赏性与艺术性转变,各种工艺考究的漆器层出不穷,且务求精益求精。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为此经历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以“库露真”漆器为代表的襄阳漆器,在造型、色彩、纹饰、工艺、技术等方面,都深刻地传达出这种转变,在中国古代漆器史上留下了一段绚丽夺目的篇章。

因为襄阳得汉水之利,襄阳漆器生产者的观念、技术、工艺,就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实现了多方面的工艺创新。其一是金银平脱。平脱漆器由汉代的贴金片演变而来。用薄金片或薄银片按照装饰花纹要求,剪成图案粘贴在漆器上。然后加漆两三层,经过研磨,在一个平面上显出金银花纹和漆底。这种研磨推光工艺,充分体现了唐代富丽华美的艺术特色。其二是螺钿工艺。应用在漆器、木器以及铜镜上。有的花纹还加以浅刻,增加表现物象的层次,以丰富其装饰效果。其三是雕漆工艺。以前的漆雕装饰是在木胎上先雕刻然后再上漆,而唐代襄阳雕漆,则是先在漆胎上涂漆数层,待达到一定厚度,再进行雕刻。这种做法,现在称为剔红。“库露真”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隐起”技术。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描述:“隐起描金,实际上等于用漆灰来作浮雕,阴阳高低完全按照物象的形状来定。物象上面或洒金屑,或上泥金,而物象上的纹理,或再用金钩,或用刀刻,或用黑漆钩。”这种“隐起”技术,使襄阳漆器领先全国,独占高标。襄阳“库露真”漆器正是体现这一系列工艺创新的样板。

唐中宗朝官在给朝廷的《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中说:“山南诸州,椒、漆为利。”自先秦楚国时起,荆楚漆器就已驰名天下,经过近千年的持续发展,至唐代,襄阳成为拥有漆品生产核心技术的地区。唐代文学家李肇《唐国史补》曰:“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

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大观以后的墓葬出土漆器多件。据专家考证,十里铺墓内漆器就是唐宋著名的“襄样”实物。唐代官府为防止“行滥”“伪滥”,确立了“官为立样”制度,即由官府强制规定各种规格与相关质量标准,不达标准要按“行滥”“伪滥”科罪。具有天下“襄样”地位的襄式漆器,实际上已经成为唐代整个漆器行业的标准。襄式漆器不仅对唐代漆器的发展具有强大推进作用,而且,“襄样”漆器也是丝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襄样”漆器,得益于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襄式漆器中,以“库露真”最为著名。北方游牧民族特别喜爱,常为买襄州漆器而不惜斥以重金。“库露真”这个名字,就含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史书记载,唐人购买漆器,常去襄阳、安康、南郑诸地。各路商人麋集襄州,是其漆器主导性产业所产生的巨大推进动力的必然结果。襄阳诗人皮日休在《诮虚器》诗中也写道:“襄阳作髹器,中有库露真。持以遗北虏,绐云生有神。”皮日休的这首诗,旨在讥诮唐政府用馈赠漆器作为“巧诈外交”的策略,批判政府未能“修德远人”。但它给世人传递了一个珍贵信息:襄阳产髹(漆)器,其中的“库露真”是“遗北虏”的礼品,皮日休在《刘枣强碑》碑文中还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相国陇西公夷简之节度汉南也,少与先生游,且思相见,命列将以襄之髹器千事赂武俊,以请先生。”说唐陇西公李夷简在任汉南节度使的时候,见了刘言史(号刘枣强)一面,就非常想得到他,后不惜以上千件襄阳髹器贿赂王武俊,把刘言史召至自己幕下。皮日休本意是用襄阳漆器的珍贵,来映衬李夷简的求贤若渴。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襄阳漆器在当时达官贵人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襄阳漆器不仅是用作送给达官的礼品,更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最早的记载见唐朝的《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厥贡金、漆……襄州漆隐起库路真。”唐史学家杜佑在《通典·食货》也有记载:“襄阳郡贡五盛碎石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之后,《新唐书·地理志》也载:“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碎石文。”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土贡考》亦载:“襄阳郡贡五盛碎古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

“库路真”即“库露真”。朝廷得到“库露真”后,又把它馈赠给少数民族领袖,作为安抚和笼络少数民族的礼品。

从用品、礼品,到贡品、赠品,这一辉煌成就,得益于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得益于汉水文化。襄阳漆业能独步天下,所依赖的并不单是工艺技术,还有其在“式样”即器物的造型上屡有创新。新品一出则必为天下所取法效仿,所以号为“天下襄样”。襄阳漆器生产,走的不是“襄阳制造”而是“襄阳创造”的发展路线。走这条路,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襄阳恰恰具备了这个文化基础。汉唐间襄阳文化、人物之盛,养就了当地“民尚文”“俗尚侈”的人文传统。正是汉唐间持续千余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襄阳漆器工源源不断的艺术创新能力。而汉水带来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特别是开放的心态,则使襄阳人走这条道路成为可能。

“库露真”“天下襄样”,不仅极大提高了襄阳在漆器生产中的地位,而且使丝绸之路由长安延伸到襄阳,极大地提升了襄阳的政治、经济地位。

樊城与老河口,成为万里茶道水陆联运转换地

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另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万里茶道。

这条茶道始于清朝雍正年间,从中国到俄罗斯,全程12000多公里。

当年,晋商在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先运到汉口,再经汉水运至樊城或老河口。然后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直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改用驼队穿越荒原沙漠,最终抵达俄罗斯的恰克图。襄阳的汉水码头,就像一双大手,把南来的水路和北往的陆路紧紧攥在一起,连成一条畅通的运输线。“南船北马”的襄阳,成为万里茶道水陆联运的转换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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