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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黄心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胡中才 湖北文理学院道安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方莉 襄阳古城管委会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文史专家

主持人：萧雨林

论道背景

10月10日至11日，由湖北省佛教协会主办、襄阳市佛教协会承办的第三届襄阳道安论坛在南湖宾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96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在论坛上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本届论坛邀请到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足见此次论坛的学术规格之高。

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如何，道安在襄阳期间对佛学的贡献有哪些，襄阳该如何研究和弘扬道安文化？围绕这次道安论坛的举办，我们有幸邀请到黄心川、杨曾文两位荣誉学部委员，胡中才、方莉两位本地学者，一起襄阳论“道”（道安）。

1黄心川：

襄阳佛教历史文化需要继续挖掘和提升

主持人：《汉江论道》，雨林有约。欢迎大家关注道安的话题。非常荣幸，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今年88岁高龄的黄心川老师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大家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黄心川老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是国内宗教和哲学研究方面的泰斗级人物。首先，我们要请黄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对道安这个人物的评价和对襄阳佛教文化的认识。

黄心川：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域性，每个地方文化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点。襄阳自古即为交通要塞，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史上一直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所以襄阳文化是各地文化交融的产物，其显著特点就是融合。襄阳文化与巴蜀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这几个古老文化都发生过融合。佛教作为襄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了融合这一特点。道安法师作为襄阳佛教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搭建了佛教融合平台，致力于推动中国佛教与外来佛教融合，中国佛教与儒家融合，以及佛教的分流各地等。在他努力下，佛教中国化在襄阳开始形成，例如依据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理念，提出佛教界出家之人统一姓释；按照中国传统学说，判研佛教义理，会通外来的梵文佛经；根据襄阳是交通中心的特点，分流佛教僧团，传播到其他地方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襄阳佛教界与当地儒家人士建立了亲密合作与相互信任的关系。如道安法师与当地大儒习凿齿两人之间的交往与酬唱——“四海习凿齿”与“弥天释道安”，被后人称为“名对”或“名答”，为后来的儒佛交往创造了很好的先例。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襄阳已连续召开三届道安论坛，对道安的研究也取得了更深入的成果。您认为下一步襄阳应该把研究方向放在哪里？

黄心川：这届道安论坛在前两届研究的基础上，把襄阳佛教历史文化纳入了论坛主题，而不是孤立地研究道安本身，视野更加开阔。希望本地学者围绕襄阳佛教史多做一些挖掘与研究，这将有助于提升襄阳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历史文化地位。

2杨曾文：

重视道安是一种眼光

主持人：非常感谢黄老的分享，现在有请杨曾文老师。杨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中国佛教史、禅宗史、日本佛教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第1－3卷（合著）、《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等。首先，我们还是要请他讲一讲道安一生几个重要的阶段，以及襄阳阶段对他佛学成就的影响。

杨曾文：我们可以把道安一生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求学阶段，他求学的主要对象是佛图澄。道安取得这么大的佛学成就，首先是因为他有一位良师。佛图澄及其弟子当时在河北，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僧团，其地位相当于后赵的“军中顾问”，石勒和石虎都对他敬奉有加。因此，道安作为佛图澄的弟子，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高的统治者，了解到很多政治内幕，这段经历对他以后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

第二个是逃难阶段。这个时期，他得以目睹战乱时期老百姓的生活，体悟到老百姓精神上的疾苦。在兵荒马乱中，他仍没有忘记弘扬佛法，结交了很多同道，收了一批弟子，最后到了襄阳。

第三个可以称之为襄阳阶段。襄阳当时是汉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居正统地位。在这期间，道安与东晋的士大夫们尤其是习凿齿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因此在襄阳居住时间比较长。他在襄阳做了这么几件事。首先是对佛学的研究比较深入，结合周地佛法，编了《综理众经目录》，又叫《安公录》，奠定了佛教目录学的基础。二是与东晋士大夫们的交流，促进了儒家与佛教文化的交流。至于以释为姓，到底是在襄阳提出，还是在长安提出，目前不好断定。再就是注重跟伦理的结合，制定了僧尼规范，他制定的寺院制度在印度佛教基础上有发展，是后来“清规”的雏形。

关于道安在襄阳的事迹，襄阳记载有限，但影响确实很大。僧团建设、培养弟子、编佛经目录、推动儒教佛教的交流……道安在襄阳的阶段，是佛教中国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第四个是长安阶段。道安到了长安后，到达人生的顶点。长安阶段，道安不仅成了苻坚的座上宾，实际上也是军中顾问的角色。道安在佛教文化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建国家译场，就是翻译佛经的地方。他动用国家的力量，请来印度的高僧一起翻译，使得中国佛经的质量和数量基本与印度看齐。

主持人：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确实很大。您认为襄阳应该如何弘扬道安文化？

杨曾文：中国重历史，也重先贤，不忘先贤们对历史的贡献，是我们的优秀传统。21世纪以后，各个城市都更加重视挖掘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道安在中国有名，在世界也有名，而他的文化功绩和为人在襄阳达到了完美的阶段。在襄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襄阳佛教界联合学术界举办了三届道安论坛，影响很大，传播很广，这是一种眼光。我们今后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了解道安事迹，并从中受到启发。道安在注重学术研究、热心培养弟子、注重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都值得后人学习。

主持人：您这次提交的论文是关于鹿门自觉的，他在佛教史上有何影响？

杨曾文：鹿门自觉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唐末五代由慧能南宗法系形成了“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经过两宋的传播和兴盛，只有临济宗和曹洞宗得以持续传播和发展。从整体上看，临济宗长期处于优势，影响也大，但进入元代以后，因为得到朝廷强有力的支持，曹洞宗曾盛极一时，其后裔法系一直流传至今。而元明之后兴盛的曹洞宗，多属于鹿门自觉的法系。你说他影响大不大？

主持人：这里我们根据杨老的论文对鹿门自觉做一个简要介绍。鹿门自觉又称净因自觉，青州人，师从著名高僧芙蓉道楷。他于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来到襄阳住持鹿门寺传法育徒。鹿门自觉门下最有名的弟子当属在青州普照寺传法的一辨禅师。鹿门自觉下传5世万松行秀奠定了北传曹洞宗兴盛的基础，而万松行秀的一个在家弟子名气更大，名叫耶律楚材。鹿门自觉下传6世雪庭福裕将北传曹洞宗推向了极盛，雪庭福裕之后少林寺成为曹洞宗祖庭，形成了“少林派”。鹿门自觉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段文字已足能说明。

3胡中才：

弘扬道安文化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载体

主持人：这次论坛上，胡中才和方莉两位本地学者也受邀作主题发言。其中，胡中才先生多年专注于道安文化的研究，关于道安的专著已出版5部。为了完成他的最新著作《道安踪迹考析》，他和其他同志沿着道安的足迹在省外走了两个多月，襄阳的每个点跑了3次。我们想知道，胡中才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道安，为什么对道安文化研究这么感兴趣、这么执著？

胡中才：我1995年就开始接触道安，当时还是民族宗教局局长。2006年出了第一本关于道安生平事迹的小册子。2008年湖北文理学院成立道安文化研究所并请我过去，有了新的平台后，我就开始全心做道安研究。

主持人：在我印象中，道安的价值是这些年才逐渐被襄阳人认识。您最开始研究道安的时候，襄阳人应该对道安还比较陌生。

胡中才：很陌生。有一年几个日本学者来寻访道安遗迹，襄阳没人能说清楚，他们只能无功而返。我也是到民族宗教局以后，才发现道安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主持人：现在就很不一样了，从官方到民间，很多人都知道有道安这个人。而且，道安的影响力不仅是在中国的佛教界，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对于襄阳如何弘扬道安文化，打造道安文化品牌，您有什么建议？

胡中才：目前弘扬道安文化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寺院。每届道安论坛，全国的高僧来到襄阳，不能在寺院里交流佛学，只能在宾馆开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冀州已经投资了3亿元建道安寺院，西安也建了道安寺院，作为道安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襄阳建道安寺院迫在眉睫。建的地方选在岘山一带肯定最合适，过去岘山号称“一里三寺”，与道安有关的寺院基本都在岘山上。

4方莉：

襄阳佛教发展史值得更多人来研究

主持人：感谢胡中才先生。这次论坛，文史专家方莉关于黄龙寺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方莉老师近几年开始研究襄阳佛教文化，特别是在襄阳禅宗史方面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们先请方莉专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襄阳佛教史的几个阶段。

方莉：襄阳佛教的发展，如果以道安为坐标，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襄阳佛教的缘起。这个时代的弘法人物以羊祜为代表。羊祜作为西晋士族高门，来自帝国中枢洛阳，到襄阳镇守后，把洛阳上层新兴起的崇佛风气也带到这儿来。由他兴建的武当山寺（武当山长期属襄阳辖区）和羊叔子寺，是襄阳有记载的建设最早的寺庙。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道安时代，代表人物是道安及其僧团，他在襄阳的15年里密集建寺，目前可以确定归于他名下的寺庙有檀溪寺、谷隐寺、甘泉寺。

第三个阶段是唐以后禅宗的传播。唐宋时期，襄阳是禅宗各派争夺的重要地区。曹洞宗、云门宗、临济宗相继在襄阳开法，尤其是曹洞宗，在两湖地区居中心地位。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寺庙如：景空寺、岘山寺、普乐寺、鹫岭寺、延庆寺、石门寺、智门寺（随州）等相继建造，典籍、灯录中襄阳的高僧大德密集出现。从“七祖”神会开始，释法琳、居士庞蕴、洞山守初、鹿门处真、鹿门自觉、智门光祚、白马行蔼、延庆子荣……数不胜数，是襄阳佛教史上仅次于道安时代的辉煌时期。

元明后，襄阳佛教逐渐归于沉寂，但在明末清初以临济宗宗门传人奇然超智住持黄龙寺为标志，又出现了一次小的高峰。作为宗门传人在襄阳住持，在禅宗史上仅有二人，一位是鹿门自觉禅师，另一位就是奇然超智，临济宗第37代宗门传人。明清时期，随着襄阳经济地位的衰落，襄阳禅宗在全国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已经很难吸引有影响的僧人来此留驻，此时奇然超智这样一位宗门传人能住持襄阳的寺院，就显得尤为难得。

主持人：前段时间，你们去寻访了黄龙寺遗址。通过对黄龙寺历史的考究，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方莉：通过对黄龙寺历史的考究，我们还窥见了晋代襄阳望族——习氏家族在襄阳的发展情况。清初，习氏子孙秉承读书业儒、崇佛行善的传统家风，以祖先习凿齿为榜样，助修佛家寺庙，接引高僧大德，在襄阳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

结束语

这次道安论坛，众多专家学者和高僧大德以襄阳佛教的发展为研究对象，递交了高水平的论文，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襄阳的佛教研究必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作为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先驱（圣辉法师语），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对襄阳历史文化影响很大，是襄阳重要的文化品牌。这次论坛能同时邀请到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身也说明了道安这个人物及道安文化的影响力。

采访这次论坛，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在弘扬道安文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道安文化和佛教历史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基础资料整理。比如，如果能把与道安和佛教历史有关的碑刻全都做成拓片，汇集成册，就能为外地学者的研究提供更多方便，有利于更多学者包括国内外的顶尖学者更好地研究道安文化和襄阳历史文化。

链接

释道安法师，俗姓卫，河北常山扶柳人。7岁开始读儒家书，12岁正式出家为僧。大乘、小乘佛教兼修，既有良好的佛学功底，又有儒家学说、文学和历史等其他方面的丰富知识，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僧人领袖。当时北方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百姓深受其害，他带领徒众迁徙避难。

公元365年，道安携众弟子外出避难，将弟子化整为零，率领弟子慧远等400余人渡黄河到达襄阳。道安在襄阳居住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