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城 全媒体记者安富斌摄

□陈新剑

每年春天，在清澈的汉江和古老的城池之间，常回荡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诵读声，这是人们熟知的唐代襄阳诗人孟浩然的诗《春晓》。许多人知道襄阳这座城市，往往也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是读金庸小说“射雕”系列，知道了襄阳的“金城汤池”和铁血传奇。

是的，襄阳这座城市不只有诗歌的流光溢彩、战争的金戈铁马，她还是一座文化多姿多彩的城。其中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文化精神就是古城一抹美丽夺目的光彩。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襄阳城南有山名曰“岘山”，自西向东十里青山环抱古城，其东叫岘首。这岘首山虽然秀美却不高大，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很有名，因为仰慕岘山，数不尽的文人墨客登临咏赞。究其原由，是因为这座山和一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那就是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

羊祜出镇襄阳之初，襄阳一带由于连年征战，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他率军开荒屯田800余顷，不但充实了军粮，而且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兴办学校，教化民众。他生活俭朴，家无余财，而且常常把自己的俸禄赏给百姓军士。为了统一，他以德怀柔，使对峙的敌方，也佩服其勤政爱民之德。他苦心制定的灭吴方略，在他举荐的继任者杜预手中得以实施，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由于积劳成疾，他在京城述职期间去世，消息传到襄阳，百姓罢市痛哭，街巷悲声相属，连绵不断。

此后，为了避羊祜的名讳，襄阳人把房屋的“户”都改叫“门”；为了纪念他，把岘山群峰中的一座山叫“羊祜山”，并且在羊祜生前喜欢游览和休息之地岘首山建庙立碑，此后每逢时节，襄阳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因此把它称为“堕泪碑”。即使数百年之后，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也不禁长叹“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范仲淹在《寄题羊公祠堂》诗中也写道：“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场外。中国倚而安，治为天下最……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

羊祜的事迹已经流传1700多年。其仁德风范，流芳后世，影响巨大，细检中国的山名，跟风叫岘山的不下十处，就连韩国的襄阳郡，也把境内的一座山命名为“岘山”，足见勤政爱民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的魅力。

淡泊守初心勤政甘清贫

襄阳城西有一处名胜，叫古隆中，是我国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的躬耕成才之地。这里“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无数中外游客怀着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纷至沓来。“古隆中”石牌坊上镌刻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格外醒目。这两句话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是他写给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也是砥砺他自己一生的信念。游客们纷纷在此处照相留念，一定要把这八个字作为背景，足见诸葛亮的高尚风范感人至深。

在绿树掩映的隆中山间，武侯祠、三顾堂以及一处处文化遗迹，幽雅美丽。诸葛亮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躬耕苦读、励志成才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认为，特别要去的一个地方是“隆中书院”。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解诸葛亮的另一扇门。展厅里复制的诸葛亮的信函和奏表文字，常常令游人驻足。一封信是他写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除了俸禄，他家里没有余款，家人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家境如此清贫，不得不叫人赞叹！而在《自表后主》中，诸葛亮写道：“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按照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自己的衣食也都是靠官俸维持。家里不做别的生计，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去世之后也要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读到此处，人们不能不感佩，作为一代名相，其守身自律、廉洁奉公的高尚节操。

我们熟知的诸葛亮，往往是他羽扇纶巾的形象，是他的指挥若定、智慧神奇的动人故事，这些在《三国演义》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里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即使说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往往止于《出师表》。而在隆中书院的这一展厅里，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另一面，看到了一个守身自律、廉洁奉公的万世楷模和典范。他用“淡泊明志”的初心，贯穿生命的始终，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政治理想。

谁知尚书第四壁空如许

“真清啊！”这句话，是今天来到襄阳的客人们，面对汉江，大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的赞叹！其实，自古以来，汉江就以其“清”赢得许多诗人的吟诵。李白赞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苏东坡在《汉水》诗中叹道：“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过之不敢慢，伫立整冠缨。”他说，襄阳的汉水和蜀地的江一样清澈，清澈得当他来到了江边，不敢轻慢，而下意识地恭敬地站立在那里，整了整帽子，以示尊敬。这不只是他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他对政治清廉的期盼。

历史上，襄阳还真是出了一位清廉如水的官员，叫方岳贡。他的家乡在襄阳汉江的上游一个山水环抱的秀丽小城。

明代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者张献忠占领他的家乡，听说集朝廷户部、兵部两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于一身的方岳贡的家就在此地，就命部下查抄了方家。结果，方家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十几口上了锁的搬不动的大箱子。士兵们觉得非同小可，就报告给了张献忠，张大帅亲临现场开箱，当一口口大箱子打开，才发现里边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金银财宝，而是一箱箱的书籍。见此情景，张献忠不禁仰天长叹：“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朘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

郑公堤犹在民不能忘之

汉江穿襄阳市区而过，南边古称襄阳，江北是樊城。樊城从古及今都是繁华的商贸之区。鼎盛的清中期，樊城有二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会馆和几十个客货运码头。正是：“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往来的客商和游人或许并不知道这繁华和眼前的大堤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答案就在护佑着江岸的青石垒砌成的大堤上。

道光八年，郑敦允任襄阳知府，了解到汉江水患让樊城“堤岸日圮，富庶渐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威胁。此前几任知府都苦于困难太多而只好放弃。是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士民之心，才“议甃石堤四百馀丈，二年而成”“障狂澜而奠民居”。郑敦允也同时离任襄阳，上调署武昌粮储道。没曾料到的是，当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将他费尽心力所修筑的大堤冲毁过半。郑敦允获悉，不怨天尤人，而认为是自己失责，“敦允固请回任守修”，他请求上级把他调回襄阳，重修樊城大堤。襄阳人听说郑敦允要回来，步行300里前去迎接。郑敦允回到襄阳，立即投入到大堤的修复工程之中。牢固的大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可是，就在第二年正月，郑敦允因积劳成疾，而以生命谢任于襄阳。襄阳市民悲痛万分，“民哭公，如哭私亲”。在他离世3年后的秋天，各方人士自发捐资在汉江北岸修建了郑公祠，并留下“民不能忘”的石匾。襄阳从此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今天，郑公堤依然雄伟屹立在襄阳市区的樊城江岸，“民不能忘”的石匾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磨灭。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为官心中有民，民便永不能忘！郑敦允忠于职守、敢于担当的为民精神，是留给我们的比大堤更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唐代诗人王维在其《汉江临眺》诗中写道：“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其实襄阳不仅楚山汉水风光令人陶醉，作为历史名城的文化精神，特别是那从往昔吹来的一缕缕清廉之风，一样令人神往和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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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永兴年间，征南大将军刘弘，因讨伐张昌之乱，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节襄阳。叛乱平定之后，荆州辖区郡县要补充地方官员，晋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他推荐有功将领皮初补任襄阳太守，以及其他多人担任荆州各地官员。朝廷以为皮初虽有功，但襄阳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轻授皮初，就提议让刘弘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可是，刘弘并未因朝廷任命他的女婿为襄阳太守而高兴，反而说：“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并立即再表奏立有战功的皮初为襄阳太守。结果朝廷只好同意了他的表奏。

刘弘镇襄阳期间，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体恤百姓；解除山泽之禁；废军中酒分三等；安抚流民；遣返太乐伶人，等等，深得人心。因此不但僚属对刘弘非常崇敬，百姓也称“爱悦”。史载刘弘“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后来荆襄大乱，“父老追思弘，虽《甘棠》之咏召伯，无以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