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富

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我从《长征》这本著作记载的历史中撷取两个片断，品读两场政治纪律的考试以及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第一个片断。《长征》第372页写道：“可以想象那个夜晚毛泽东的心绪是何等的焦虑。”1935年3月10日深夜，云贵高原寒风刺骨，在遵义县平安乡苟坝新房子通往当地被称为“长五间”的乡村小路上，毛泽东眼神忧虑而又坚定。他身披大衣，手提马灯，疾步而行。白天，当前方战斗员要求攻打打鼓新场、歼灭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以扩大战果时，政治局会议几乎一边倒地表示赞成。只有毛泽东敏锐地预判了周边的敌情，他极力反对，但说服不了大家。表决时，原来反对作战的三票只剩下毛泽东自己这一票。遵义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中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试图以辞职来最后一次挽回局面，但政治局不但作出进军决定，还撤去了他7天前刚刚兼任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已不是毛泽东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被罢官的第一次了。1929年，在闽西，红四军七大免除了他在军队的领导职务。1932年，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决定让他“回后方休息”，过了几天干脆解除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这一离开就是三年，直到7天前才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心里很苦闷，但是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历史在这个深夜，又一次来到紧要关头。会议散去，毛泽东夜不能寐。明天一早，进攻的命令就将发出，红军将被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他心急如焚，去找住在“长五间”、在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周恩来，为说服中央撤销那个作战命令做最后一次努力。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一早，截获的敌军电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判。党史专家如此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

第二个片断。《长征》第593页写道：“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在第一个故事发生的3个多月后，1935年6月25日，四川懋功两河口镇外，毛泽东等人很早就来到路边，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终于，远处战马嘶鸣，数十名军容齐整、武器精良的红军骑兵拱卫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壮年将领飞驰而来。毛泽东等迎上前去，将领翻身下马，双方紧紧拥抱。这位将领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高光登场。10多年前，他就是中共一大的会议主席和中央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次，他很快发现中央红军实力远不如自己。当周恩来坦诚相告遵义会议时即差不多半年前还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量以后，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脸色之变，当然是心思之变。《长征》第551页写道：“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仅仅过了4个月，张国焘就悍然另立中央，掉头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叛党出走。

两场政治纪律的考试，两个截然不同的选项。彻底的信念信仰、高度的使命担当、巨大的历史自觉造就了毛泽东坚定的纪律意识，而张国焘把个人恩怨情仇和功名利禄无限放大，不愿做一个经得起批评、改得了错误、守得住纪律的共产党员。两场政治纪律的考试启示我们：把个人的一切置于党的利益之下，始终把党的政治纪律摆在首位，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的典范。把个人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最终身败名裂，张国焘就是反面教材。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安身立命的“压舱石”，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作为政协委员，我也必须遵循建言环境可以宽松、纪律规矩必须严格的要求履职尽责。

（作者单位：襄阳市商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