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萧雨林 文/摄
“城南习家池，池水清涟漪。”
“清风习池上，落日岘山西。”
“高阳池上酒，岘首山头泪。”
“习池岘首风流远，汉水方城气象雄。”
在襄阳城的名胜古迹中，若论史上人物之风流，景色之雅丽，很多古人都会首推习家池，以至于岘首山都要位列其后。
“习家秋色堪图画”，秋天被很多人认为是习家池最美的季节。为了不辜负这习池秋色，记者于立冬之前约友人重游习家池，对习池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知。
延续千年的园林文化
习家池，又名高阳池，位于襄阳城南5公里的凤凰山东麓，是襄阳最早的园林建筑之一，被誉为“私家园林鼻祖”。在今天，习家池景区大门后的一方巨石上，刻有“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九个大字，为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所题，可见习家池在中国园林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习家池的得名，自然与习姓有关。东汉建武年间，襄阳侯习郁在此地建造住宅，并效仿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养鱼之法修建池塘，引白马泉水养鱼，之后陆续“起钓台、置庐亭、造泉馆”，在当时成为“游宴名处”。
据文史专家方莉考证，关于习家池最早的文献记载，目前可见的是习凿齿所著的《襄阳耆旧记》，书中记载：“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
此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习家池的地理位置及建筑形制等都有较为详备的记载。正式被称为“习家池”，应是在唐前后。
习家池能成为中国私家园林的典范之作，首先要归功于习郁在选址上独具慧眼，他选择了这样一处天然佳境；其次是他的建筑理念不同凡响，最初便营造出山水、园林及建筑相融相成、天人合一的完美意境，可谓“出道即巅峰”，因此才能历千年而不过时，并被许多后世文人推为襄阳名胜之首。如明代刘一儒在《习池聚乐记》中写道：“太和、岘首、鹿门、习池，皆世所传奇崛灵秀、幽邃雅丽之观也，四方怀古好游之士罔不眷然慕之。太和距郡中二百里许，鹿门亦在僻处，岘山则羊侯祠屋之外，莫可纵游，便而可游者，唯习池为最胜云。”
清毛会建也在其《重建高阳池馆记》中称“胜迹名流，都人士留连而慨慕者，习家池为最”。
习家池在千年沧桑中也曾因各种因素屡遭荒废，经历过多次修葺与扩建。现保存下来并经过重建的主要景点有白马泉、鱼池、芙蓉台、六角亭、溅珠池、半规池、习氏宗祠等。
鱼池是习家池最早建成的景点之一。芙蓉台即钓台，位于观鱼池东北角，于池中用条石砌台，高出池水约两米，周围设有青石护栏。北部以路桥与岸相通，路桥入口处为一小门楼，上书“习家池”三字，为清代所建。池中有一座湖心亭，即六角亭，为重檐六角，斗拱高耸，很像是魏晋高士的峨冠，相传习凿齿曾“临池读书，登亭著史”。池塘西南侧，有两个造型古雅别致的副池，一个如满月，名为“溅珠”；一个为半圆，名为“半规”，为同治年间襄阳知府方大湜所命名。如今，两个小池旁边立有三块清代的古碑，分别为毛会建撰《重建高阳池馆记》，王奉曾的《修习家池记》，以及周凯所撰的《习池四贤祠记》。
今天的习家池，正如毛会建所说，给人以“重开生面”之感——“山亦为增高，水亦为增深，草木亦为增荣，云霞亦为增艳”，其规模及景观更胜往日，不仅是襄阳市民的郊游胜地，也是外地游客的必游之所。
独具魅力的诗酒文化
诗酒文化，可以说是习家池文化中最具魅力的篇章。那个让习家池更负盛名，并让诗酒文化大放异彩的人，名叫山简。
山简（253年-312年)，字季伦，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其父为西晋著名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永嘉三年（309年），山简出为镇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今两湖两广一带）诸军事，镇襄阳。史载，山简在镇守襄阳期间，“优游卒岁，唯酒是耽”，经常是“置酒辄醉”，自号“高阳酒徒”，习家池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高阳池”。
习郁建池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习家池会因为一位“酒徒”的形象而更加深入人心。“山公倒载”“高阳醉酒”竟成备受历代诗人推崇向往的一种人生状态。
你看唐代，李白、杜甫、王维、贾岛、岑参等一群全国的顶级诗人来到襄阳后，都在习家池畔赋诗。李白写道：“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王维在《汉江临眺》中为襄阳留下的千古名句是这一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杜甫充满向往地说：“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襄阳诗人孟浩然曾感叹道：“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皮日休则在《习池晨起》中说自己是“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又过了数百年，欧阳修、王安石、米芾、曾巩等大家也来造访习家池。欧阳修说：“惆怅山翁唤不醒，红日西沉汉江渡。”王安石有诗云：“遥想习池寒月夜，几人谈笑伴诗翁。”曾巩说：“未脱迁球笑山简，更须同上习池游。”
明清时期写习家池的诗文亦是不胜枚举。至于山简醉酒的形象为何会受到历代诗人追捧，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影响深远的史学文化
继山简之后，为习家池注入新的文化内涵的人，是习郁的后人、东晋史学家习凿齿。
习凿齿（约320年-384年)，字彦威，少有志气，博学通达，因在史学上卓有成就而名播后世，著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汉晋春秋》。
据《晋书》本传记载，《汉晋春秋》是习凿齿担任荥阳太守期间，为“裁正”桓温所作，其中尊蜀汉为正统的史学观，对后世的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史料记载，习凿齿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反对桓温的篡逆图谋，被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
《汉晋春秋》记述史事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281年间。
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大量采用《汉晋春秋》记载外，后世很多史料中都采用过《汉晋春秋》中的记载。
《襄阳耆旧记》为习凿齿在襄阳所撰，主要记述了襄阳的地理、名士先贤、风土物产、古迹传说。
《襄阳耆旧记》是古代颇有影响的人物志之一。
据方莉考证，《襄阳耆旧记》中所记人物中羊祜、杜预、山简等人的史料几乎被《晋书》全文采用。该书在襄阳历史文化的记载与传播上功不可没，为后人研究襄阳地方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襄阳晚报》（2023年11月10日9版）
（编辑：张紫悦 审核：罗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