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

近日，位于北京西城区虎坊桥西的北京湖广会馆经过一年多的修缮，重新亮相。在会馆的百年戏台上，一台寓意万事顺遂的京剧，奏响北京湖广会馆焕新乐章。北京湖广会馆的再度开张，让一个久违的历史名词“会馆”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北京湖广会馆说起

会馆是同乡或同业人士在异地所设立，用于聚会、寄寓的馆舍。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是会馆最集中的地方，会馆的建设于明代发端，清代鼎盛。

据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统计，全市会馆总数为391处，其中，建于清代的341处。北京湖广会馆是其中建设较早，规模较大的一座。《中国青年报》在当天的报道中对北京湖广会馆这样进行介绍：北京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会馆文化、戏曲文化、士人文化三大文脉于一身。这里见证了时代风云，保存了城市记忆，是北京现存拥有戏楼的重要会馆之一；也曾留下了众多梨园名家及名票的足迹，梅兰芳、谭鑫培、陈德霖、田桂凤、时慧宝、王君直等京剧名家曾在这里登台表演。

北京的襄阳会馆

会馆承担着接纳同乡短时寓居的职能。湖广会馆虽房舍多达100余间，但要承担起两省赴京人员的接待任务，无疑不遑支持，于是各府乃至县一级也纷纷建立会馆，形成自己的“驻京办”，襄阳会馆亦是如此。检索北京相关会馆资料可知，襄阳会馆在北京共有5处，位于鸾庆胡同、铁老鹳庙（铁鸟胡同）、潘家河沿（潘家胡同）、南横街巷内、兴胜胡同。

五馆之中，经营时间最久的应是位于铁老鹳庙的襄阳会馆，当时人们习惯称襄阳老馆。此“老”，是相对于潘家胡同的“新馆”而言。1947年“北平市社会局”的一份登记表中，对会馆的沿革作了如下说明：“清咸同年间，由襄阳、枣阳、宜城、南漳、光化、谷城、均县七邑人筹购会馆为老馆（即铁老鹳庙十一号）。光绪年间又增新馆一所潘家河沿三号，以供来京科举人士休养之所。”由此可知，位于铁老鹳庙的襄阳会馆，一是建于咸丰、同治年间，二是其性质初为“同乡试馆”，即所谓“以供来京科举人士休养之所”，三是由当时襄阳府所辖“七邑”共同建设、维护、使用。

铁老鹳庙的襄阳会馆并不是最早的襄阳会馆，襄阳会馆的初设应远早于此。在该馆新建之时，以帝师享誉京师的襄阳府枣阳县籍官员史策先，作《新置襄阳会馆碑记》叙述始末。其中言明“吾郡旧馆，在鸾庆胡同，岁久倾圮”。在铁老鹳庙的“老馆”之前，尚有建设更早的鸾庆胡同“旧馆”。此馆在北京小有名气，《宸垣识略》记：“东城会馆之著者，銮庆胡同曰襄阳、粤西。”光绪《顺天府志》则记：“鸾庆胡同，鸾或作銮。有襄阳、粤西会馆。”

新的襄阳会馆的建设，是“贾金门司马膺卓荐入都，毅然以为己任，遂相与函致单地山庶子、王缵丞司铎，共得千余金”，其发起人有三：贾金门即贾洪诏、单地山即单懋谦以及王缵丞。

贾洪诏（1806年-1898年），字金门，湖北均州（今属湖北十堰）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历任职云南定远、他郎、河西、南安、元江、昆明等州县，后擢升景东同知、顺宁知府、贵州按察使、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著有《葆真斋集》。

单懋谦（1802年－1879年），字地山，湖北襄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左都御史，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光绪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单精诗词，工书法，有《岘云山房遗稿》存世。

王缵丞暂无考。

从史、单、贾3位官员的履历，可以推知襄阳会馆的重建时间。撰写记文的史策先在咸丰九年（1859年）辞官归里。文中称单懋谦官职为“庶子”，揆诸单懋谦履历，其任右庶子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可知会馆的建设在咸丰六年之前。而贾洪诏的“司马”当指其景东同知的任职，据宫内朱批奏折，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初七日升补，其后，“旋补顺宁（知府）”，那么他的“膺卓荐入都”，来到京城办理相关手续，正是在是年的秋天。所以，铁老鹳庙襄阳会馆的新建，当在道光末，而不是咸同年间。

襄阳府在清代管辖“州一县六”，即均州一州和襄阳、枣阳、光化、宜城、南漳、谷城六县，所以作为均州人的贾洪诏发起了襄阳会馆的重建，襄阳县的单懋谦、枣阳县的史策先参与其事，也明确该馆为“七邑”的共同会馆。世传贾洪诏与单懋谦为儿女姻亲，虽无确凿证据，但二人交往之密切于此亦可见一斑。

记文还略记了襄阳会馆的规模：“始购新地，计三重。南北七十八弓微强，中广二十八弓差弱。瓦覆之屋，大小二十七间，户壁窗棂，罔不俱备。”一弓约1.67米，可知新建襄阳会馆南北长约130米，东西阔约46米，加盖瓦房27间，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方会馆。

光绪年间，襄阳会馆又新增潘家河沿一处房产。其规模的扩展，或有赖于宰相单懋谦的影响和经营。

襄阳会馆的设置，如史策先所言，“春秋两试，士子坌集京师，使无数亩之宫以待之，仓卒至止。既苦于解装无所，且一二同志留滞京师为温卷进取者，恐亦不获朝夕聚处，讲明切究，相与有成”，是为了解决赴京赶考的士子住宿、读书问题。科举制度废除后，襄阳会馆依然发挥作用。

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孟宪章，在襄阳从省立二师考入北京大学，曾对子女回忆，他在北京读大学时住不起学校公寓，而要到宣武门外铁老拐（鹳）庙住襄阳会馆。其后，会馆由襄郡旅平同乡会、襄阳旅京同乡会经营，管理上采用馆长制或理事制。1947年的一份登记表表明，其时的负责人名为“张子筠”。民国时期的襄阳会馆，由于缺少了驻京官员的资金供给，于是将潘家河沿的分馆房舍出租，解决会馆的管理与修缮资金问题。

其他两处位于南横街巷内和兴胜胡同的襄阳会馆，其资产没有出现在府属会馆的名单中，猜测或是襄阳县另外所建的县属会馆。

襄阳别馆白衣庵

除以上五处襄阳会馆之外，还有一处“别馆”，即由释广修所住持的白衣庵。由于寺庙环境更为幽静，所以更为入京官员所青睐。

不久前过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的一幅家庭旧藏王万芳书法作品显示，光绪十六年（1890年），刚于上年考中进士的王万芳为翰林院庶吉士，就与几位襄阳同乡寓居、欢聚于白衣庵。其在跋尾中写道：“庚寅六月十日，和笙自天津来，聚于白衣庵。时钱仲仙、余小轩皆在，欢谈弥旬。未几，仲仙别去，和笙将游金陵，而小轩亦之山东，旧侣星散。龢笙濒行索书，篝灯作此，不胜网网。襄阳王万芳志。”跋文中所提到的钱仲仙（葆青）、余小轩、和笙三位都是当时襄阳籍英杰，其中钱葆青为谷城县举人，声名闻于湖湘之间。由此可见，白衣庵在襄阳籍驻京人士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幅传世的书法作品，是襄阳别馆白衣庵曾经存在的难得见证。

北京襄阳会馆，亦是襄阳文脉之一缕；透过会馆风云，亦可略窥渐渐远去的传统会馆文化、士子风尚。

《襄阳晚报》（2024年1月26日10版）

（编辑：张紫悦 审核：黄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