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张亚婷 通讯员 邹越
寒冬时节，现代人有暖气、空调御寒，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人们如何过冬？襄阳市博物馆珍藏的系列文物，如同一扇扇穿越时空的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应对寒冬的智慧与情趣。
从用来熏香暖室的铜盘、温酒沐浴的礼器到围炉共聚的火锅，再到精心设计的取暖器具与保温食器——这些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的温度，更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古人冬日生活画卷。
一炉炭火一室春
过冬，首先得有居室之暖。在没有现代取暖设备的古代，一炉炭火便是冬日里最实在的“暖源”。
襄阳陈坡遗址出土了多件取暖器具，包括战国蟠螭纹铜盘、战国素面铜盘、战国素面铜箕等。铜盘造型为浅腹平底，形似圆托盘，朴素实用，可用于燃烧木炭、释放热量；铜箕则状如簸箕，便于添加炭块、清理炭灰。随州曾侯乙墓中也出土了成套的取暖器具，包括炭盆、铜箕与漏铲，堪称冬日取暖“三件套”。
考古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掌握烧土面、建灶坑的技能。至春秋战国时期，取暖设备进一步演进，可移动的燎炉（即火盆）应运而生。
如果说炭盆带来的是直接的体感温暖，那么三国早期透雕花纹“四神”铜熏炉，则营造出一种温暖与雅致并存的生活意境。这件出土于樊城菜越的熏炉，盖面镂雕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炉身饰莲蓬纹，三足下各有一小人抬着炉身，造型精巧。熏炉腹中可燃炭火，亦可置香料，兼具取暖与焚香之用。
据市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杨一介绍，两汉时期，因席地起居的习俗与道教思想的盛行，铜熏炉的使用进入高峰，其形制逐渐发展为博山炉、五凤熏炉等典型样式。魏晋以后，铜熏炉趋向小巧，并衍生出陶瓷、金银等材质的制品。这类熏炉将取暖功能和精神享受融为一体，成为文人雅士冬日不可或缺的“暖友”。
温酒沐汤驱寒疾
对古人而言，温酒和沐浴亦是两种高雅又有效的取暖方式。
酒，在古人生活中不仅是礼仪载体，也是驱寒的良方。市博物馆珍藏的商代“冉父戊”铜爵，通高约20厘米，流尾修长，腹部饰以庄严的饕餮纹，鋬内铸有“冉父戊”三字铭文，表明其为商代“冉”族贵族祭祀父辈“戊”的礼器。作为重要的礼器，爵在寒冬亦可作温酒之用。商代酒器繁多，源于商人好饮，认为“无酒不成礼”，一爵温酒下肚，可谓暖身又暖心。
除了温酒外，古人在饮食的保温上也展现了巧思。市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云彩虹说，明代划花青瓷暖碗，俗称“诸葛碗”，便是一件特殊的保温器具。它是由内外两只碗相叠烧制而成，整体看似较高，实则内碗很浅，碗底留有孔洞。这样的夹层设计，一是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二是可以向夹层中注入热水，实现温饭的功能。
沐浴亦是古人暖体的重要方式，春秋晚期的铜浴缶便是此类用具。“缶”原为盛水或酒的陶器，“浴缶”则专供沐浴之用。
据杨一介绍，器物体积随着功能的调整产生分化，大型浴缶多用于宗庙祭祀，小型器物则作为贵族沐浴时的盛水容器。想象一下，在凛冽的冬日，将烧好的热水注入铜浴缶中，一场温暖的沐浴不仅能洗净尘垢，更能舒缓身心，带来由内而外的暖意，体现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围炉共飨暖意长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古人亦深谙此道。寒冬时节，好友围坐，共享的不仅是锅中美味与蒸腾的热气，更是闲暇欢聚的温情时光。
事实上，“火锅文化”早已被古人玩出了“花样”。火锅作为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之一，其雏形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老鸹仓遗址出土的带把罐形陶鼎，通高16厘米，鼎身一侧设有独特的柱状鹿角形把手，古朴雅致。“其上部盛放食物，下部烧火加温。”杨一推测说，这很可能是一件“小食鼎”，用于烹煮一人份餐食。
至青铜时代，火锅器具更为成熟。市博物馆的“网红”文物——战国“五”字铜方鼎，便是明证。这件出土于襄阳郑家山的青铜方鼎，因鼎内被铜隔板分为大小两格，被网友趣称为“战国鸳鸯锅”。杨一根据鼎盖及器耳上的“五”字铭文，推测它可能是贵族宴饮“五件套”中的一件，宛如古代的“自助火锅宴”。一鼎之中，两种汤底，众人围坐，分食共话，暖流随美食下肚，情谊也随之升温。
到了汉代，百姓已能用火锅涮肉。三国时期，有了可分五味的“五熟釜”。宋代市井百姓以火锅驱寒之风盛行，清代更是登峰造极——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曾一次动用1550个火锅，堪称历史奇观。
从熏香暖室的雅致、酒暖身心的惬意，到饮食保温的巧思，再到围炉共聚的欢腾，襄阳出土的这些文物，系统地展现了古人应对寒冬的智慧与情趣。这些跨越数千年的温暖印记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温暖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图片均由市博物馆提供）
三国早期透雕花纹“四神”铜熏炉。
老鸹仓遗址出土的带把罐形陶鼎。
战国“五”字铜方鼎。
春秋晚期铜浴缶。
商代“冉父戊”铜爵。
《襄阳日报》（2026年1月22日5版）
编辑：王鑫
审核：金成岑 终审：职战新
